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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讲

第一讲

性质与方法

一并不提供通用门票的美学

同学们好!从今天开始,我们讲美学。照例,先讲绪论,[1]就是讲“什么是美学”。大家觉得有点可笑是不是?我也觉得可笑。因为这很老套,而且有点呆气。现在不时兴这个了。现在时兴的是开门见山,直奔主题,就像搞“一夜情”一样。可惜学术不是“一夜情”,它是“谈婚论嫁”。谈婚论嫁么,就得把对方的家底都弄清楚了。比如姓甚名谁,何方人氏,有无兄弟,家财几何等等。要不然,嫁错了人,可得后悔一辈子。老话说,男怕选错行,女怕嫁错郎。当然,这是老话。现在不怕了。选错行可以改行,嫁错郎可以改嫁。不过改嫁总归是件麻烦事,再说,学术上嫁错了郎,也没人付你青春赔偿费。

学术为什么是“谈婚论嫁”呢?因为学术是这样一种工作,它主要是人类文化的积累与传承。当然学术研究也是要创新的。但它首先是积累与传承,在积累与传承的基础上创新。如果只是为了解决当下的问题,那么,有技术就行,用不着学术。技术当然也有一个积累与传承的问题。不过对于掌握技术的人来说,这个过程是可以压缩或者省略的。比如我们用手机,有iPhoneⅩ就用iPhoneⅩ,用不着从第一代iPhone用起。这是技术和学术的不同。人类之所以要有学术,就因为人类有文化,而文化是需要一点一点积累,一代一代传承的。学术要做的,主要是这个工作。所以它不能只求“曾经拥有”,还得追求“天长地久”。

同学们或者要说,你老先生有没有搞错?我们并不是要搞学术,要跟着你研究美学。我们来上美学课,是为了“学以致用”。[2]比方说,学会买衣服、挑对象,至少也要学会看电影、听音乐、欣赏绘画和雕塑什么的吧!我们用不着搞清什么是美学,也用不着知道美学的来龙去脉,你把结论直接告诉我们就行了,用不着那么麻烦啦!

如果是这样,如果你学美学,只是为了学会买衣服,挑对象,那么,我想你是走错门了。因为这个我不会。不光是我不会,我想其他的美学家,比如鼎鼎有名的朱光潜老先生,大约也不会。我见过朱先生的一张照片,衣服扣子都扣错了,他哪里会买什么衣服,挑什么女朋友?当然,朱先生是有太太的,但这和他是不是美学家没有关系。历史上最伟大的美学家康德就没有太太,一辈子单身,也不会欣赏女人或者艺术品。你要是向他打听这个,那可真是问道于盲。

至于看电影、听音乐、欣赏绘画和雕塑,这个事情,美学倒是要管一管的。不过它的管法,和电影学、音乐学、美术学不一样。比如一幅画画得好不好,好在哪里,不好又在哪里,这里头就有个标准问题。这些标准往往是很具体的,比如中国画的“笔墨”。很多人主张看国画要看笔墨。我们知道,中国画的工具和材料,主要是毛笔和水墨。笔可钩、勒、皴、点,墨有烘、染、破、积。笔立形质,墨分阴阳,这样就构成了中国画特有的视觉形象。所以中国画很讲究笔墨。如果你学会了看笔墨,那你就算是多少懂点行了。

但也有人反对,说“笔墨等于零”,也就是不要笔墨的意思。[3]另一派立即反唇相讥,说“没有笔墨等于零”。这样一来,笔墨就成了一个学术问题。可以争论,也应该争论。但这个问题不是美学的,而是美术学的。为什么不是美学的呢?因为美学不管这些具体问题。它不管国画要不要笔墨,也不管西画要不要笔触。它甚至不管色彩、线条、构图这些中西绘画都有的“共性”的问题。它不管这些“琐事”,只管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即艺术标准是否可能和怎样可能。说得白一点,就是艺术品的鉴赏到底能不能有一个标准?如果能,那么,这个标准应该按照什么样的原则来设立?

还说笔墨。前面说了,一派说“笔墨等于零”,另一派说“没有笔墨等于零”。不管他们怎么争,都是美术学范围内的事。但是,如果有个人忽然跳出来说,你们说的这些都等于零!因为一幅画画得好不好,根本就没什么一定之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你觉得好就好,觉得不好就不好,哪有什么标准?比如达·芬奇——顺便说一句,我们这位大画家的名字,准确地说应该是莱昂纳多·达·芬奇。因为“达·芬奇”的意思是“来自芬奇”或“芬奇人”,“莱昂纳多”才是他的名字。所谓“莱昂纳多·达·芬奇”,也就是“来自芬奇的莱昂纳多”,有点像我们中国把项城人袁世凯叫做“袁项城”,南皮人张之洞叫做“张南皮”。那时人们都这么叫,比如“佛罗伦萨来的米开朗琪罗”。所以,把莱昂纳多·达·芬奇叫做达·芬奇是不对的。要么叫莱昂纳多,要么全称莱昂纳多·达·芬奇。

不过大家这么叫惯了,约定俗成了,就不讲究了。我们还是回到刚才那个问题。比如有个人说,艺术根本就没什么标准。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我看就是狗屁!至少被杜尚画了胡子以后就是狗屁了。[4]杜尚这人大家知道吧?他是法国的艺术家,达达派的大师。1919年,杜尚在巴黎买了一张《蒙娜丽莎》的印刷品,用铅笔在那个美人儿的脸上画了两撇翘胡子和一撮山羊须,再题上几个缩写字母,就成了他的一件作品,叫《L.H.O.P.Q》,又叫《带胡子的蒙娜丽莎》。1939年,杜尚又画了一幅单色画,画面上没有蒙娜丽莎的脸蛋,只有上次画在她脸上的胡须,叫《L.H.O.P.Q的翘胡子和山羊须》。1965年,也就是杜尚去世前三年,他在纽约又买了一张《蒙娜丽莎》的印刷品。这回画家连胡子也懒得画了,只是标了一个新的题目:《L.H.O.P.Q的翘胡子和山羊须剃掉了》。于是,他又“完成”了一幅“传世之作”——《剃掉了胡子的蒙娜丽莎》。

这很好笑是吧?可是很多人笑不起来。因为大家发现,当杜尚把那两撇翘胡子和一撮山羊须画上去以后,不要说艺术家,就连我们,也不觉得有什么突兀、别扭和不妥。那两撇翘胡子和一撮山羊须似乎原本就是长在那女人脸上的。这一下几乎所有的人都被震惊了:长期以来被视为标准美女的“蒙娜丽莎”,竟然其实不过是一个不男不女的家伙!

那么,艺术还有标准吗?

可见,当人们争论中国画要不要笔墨时,很难说会不会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来。不过,如果我们的讨论从要不要笔墨变成要不要标准,[5]问题的性质也就变了,就从美术学的变成美学的了。因为问题已经从具体的标准(笔墨),变成了艺术标准是否可能和怎样可能。它已经超出了美术的范围,因此只能是美学。

现在我们其实已经大体上知道美学是个什么“东东”了。美学是个什么“东东”呢?它是研究“问题的问题”“标准的标准”的。也就是说,它研究的,是艺术和审美中那些带有根本性和普遍性的问题。打个比方,美学好比是城市规划。它只管这个城市该有多大规模,多少人口,哪里修路哪里盖房子。至于这房子盖成什么样,它是不管的。当然,这个比方并不准确。城市规划是在建设之前,美学却是在艺术创作之后。而且城市规划一旦成为法规,那是要管事的。美学却什么事都管不了。艺术家并不按照美学家的“规划”来创作。他们可是爱干什么就干什么,爱怎么干就怎么干。所以,和城市规划相比,美学就更加只是“纸上画画,墙上挂挂”。

正因为美学是这样一个东西,一个研究美和艺术最抽象最根本问题的东西,因此,它不提供直接通往艺术殿堂的通用门票。请大家注意我的表述了,一是不直接,二是不通用。[6]直接入门的门票有没有?有。门类艺术学就卖这种门票。比如音乐学、美术学、戏剧学、舞蹈学。它们都有一些入门的书,入门的道道。弄清这些道道,你就入门了。但是,它们的门票是不通用的。你不能拿着音乐的门票入美术的门,也不能拿着舞蹈的门票人戏剧的门,你甚至不能拿着戏剧的门票入电影的门,尽管电影也有戏剧性。

把音乐、美术、戏剧、舞蹈、电影等等统统管起来的只有美学,此外还有艺术学。[7]或者准确地说,一般艺术学。“一般艺术学”就是宏观整体研究各门类艺术共同规律的学科。它是美学和门类艺术学之间的东西。为了弄明白这个问题,我想说得再清楚一点。

大体上说,研究艺术的学问有三种。其中,和艺术实践最接近的是“门类艺术学”,比如音乐学、美术学、戏剧学、舞蹈学、电影学。它们是研究各门类艺术的,而且只研究自己这个门类,不研究别的门类,要研究也是拿来做比较。但艺术有个性,也有共性,要不然怎么都叫“艺术”?所以还要有一门把各类艺术都统起来进行研究的学问,这就是“一般艺术学”。一般就不是个别,不是特殊,因此“一般艺术学”就比“门类艺术学”抽象。

不过,“一般艺术学”还不是最抽象的。最抽象的是美学。[8]美学研究的,是艺术的根本问题,是艺术中的哲学问题或者哲学中的艺术问题。“一般艺术学”只是把各门类艺术总起来研究,美学却要研究这些总特征和总规律的总根子。所以美学又叫“元艺术学”。打个比方,美学好比艺术公司的董事长。他只处理原则问题,不管具体问题,也不管执行。执行是总经理的事。艺术公司的总经理是“一般艺术学”,而“门类艺术学”则相当于部门经理。不过,美学虽然什么都不管,却又什么都管。因为原则是从它那里来的。一般艺术学和门类艺术学在进行研究的时候,也常常要提到它。从这个角度讲,美学又是最“通”的。

但美学虽然“通”,却没有“用”,是“通而不用”。因为它不直接。你拿着它,一个门也进不去,根本就“没门”。实际上,说得彻底一些,美学根本就不卖门票。你见过董事长卖门票的吗?没有吧?一般艺术学也不卖门票。有总经理卖门票的吗?也没有吧?门类艺术学虽然卖门票,但只卖他们分公司的,不卖总公司的通票。所以,你想买一张直接通往艺术殿堂的通用门票呀,对不起,没有!

[1]开一门课,先讲绪论,这在大学里面几乎是惯例,但往往不受学生欢迎,被视为可有可无的官样文章。如何改革,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2]姚文元就曾提出过这个问题。他要求美学“放下架子”,研究环境布置、衣裳打扮、风景欣赏、挑选爱人等课题(姚文元《照相馆里出美学》)。这种不能区分学科(美学)和术科(美术),将美学与美术(甚至美容)混为一谈的说法,是对美学的最常见的误解之一。

[3]1991年底至1992年初,吴冠中先生提出“笔墨等于零”的说法。1998年,张仃先生撰文反对,提出要守住中国画的底线,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画评价标准的大辩论。详见林木《论笔墨》,上海画报出版社2002年8月版。

[4]杜尚(MarcelDuchamp,又译迪尚、裘乡,1887—1968),法国画家,达达派重要人物,代表作有《走下楼梯的裸体》(立体主义和未来主义绘画)、《自行车轮》(现成品艺术)等。最有名的作品是将小便器倒过来钉在木板上的“雕塑”——《泉》。

[5]关于艺术的标准是否可能和如何可能的问题,请参看易中天《论艺术标准》,原载《厦门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美术》2002年第10期。

[6]朱光潜先生说:“不通一艺莫谈艺,实践实感是真凭。”学美学,最好有一门艺术打底子。所以,门类艺术学的这些入门著作,最好能读一些。

[7]关于艺术学的学科性质和分类,请参看易中天《论艺术的学科体系》,原载《厦门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

[8]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美学在学科分类上是属于哲学的,是哲学这个一级学科下面的二级学科,和逻辑学、伦理学等相并列。

二最没用的和最有用的

美学的这种性质常常引起人们的愤怒和不满。许多人指责美学家,说人民群众养着你们,养了两三千年了,你们却连张门票都拿不出,要你们有什么用!

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有时连我自己都怀疑,我们这个研究了几千年却仍然不知所云的学科,是不是在扯淡?我承认确实有不少“吃美学饭”的人是在扯淡,连我自己是不是在扯淡也没有把握。[1]所以我常常想,是不是干脆把它取消算了?不过这样一来,恐怕又会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可以取消美学,却取消不了美。生活中充满了美,大家也都爱美,却又说不清美到底是什么。我们人类,这么智慧的一个物种,如果连“美是什么”这么个“起码”的问题都回答不了,也说不过去吧?那时候,恐怕又会有人嚷嚷:那些搞美学的呢?上哪儿去了?把他们找回来!

其实这也是美学的第一个作用,就是满足人类的一种好奇心,一种对已知世界和未知世界探索的愿望。在人类历史上,有不少工作,虽然并没有什么直接的用处,却为人类文化所不可或缺。对于这一类工作的评价,是不可以太急功近利的。我们民族有一个不好的传统,就是喜欢嘲笑那些忧天的杞人。杞人忧天当真就那么可笑?我看未见得。[2]至少,在并不确知天为何物的时候,你凭什么就敢肯定天一定不会掉下来?没错,它今天不大可能掉下来,明天大约也不会,但明天的明天呢?明天的明天之后的某一天呢?实际上,天体物理学家已经搞清楚了,我们这个宇宙是有年龄的,地球也是有年龄的。有出生的那一天,也有死亡的那一天。那时又该怎么办?这就要弄清楚天到底会不会掉下来,而不是想当然地认为不会。要弄清楚天会不会掉下来,就要先弄清楚天是个什么“东东”,它和地又是什么关系。这样一来,自然科学就建立起来了。其前提,则是杞人忧天。可以说,没有忧天的杞人,就没有科学的探索,也没有科学的精神。

实际上,许多表面上看起来没有用的东西,其实往往可能是最有用的。就说艺术,有什么用呢?好像没有。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早就说过,画出来的鞋子不能穿,画出来的苹果不能吃,诗人绘声绘色地描写骑术,自己却不会骑马。艺术有什么用?周谷城先生和梁思成先生在人民大会堂有一次对话。周先生问梁先生:“你说这壁画有什么用?”[3]梁先生大家知道啦,是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建筑大师,大家都以为他会说那壁画如何如何有用的。谁知道梁先生居然一笑说:“补壁。”周先生又问:“这屏风有什么用?”梁先生又答:“挡风。”周先生又问:“那九龙壁又有什么用?”梁先生又答:“避邪呀!”大家都笑了是不是?当时他们两人也相视而笑。那意思很清楚:没用!

表面上看,艺术这玩意确实是一点用都没有的。[4]艺术能当饭吃吗?能当衣服穿吗?能用来抵御强敌保家卫国吗?不能够吧?马克思早就说过,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东西只能用物质来摧毁。说唱山歌就能把敌人都唱跑了,那是扯淡!艺术顶多也就起个辅助作用,鼓舞一下士气啦,动摇敌人军心啦。就这,也有限,还得碰上特殊情况,比如楚汉相争时的“四面楚歌”。

但是这个几乎一点用都没有的东西,却又是不可或缺的。你说世界上哪个民族没有艺术?哪个时代没有艺术?哪个阶级没有艺术?潘鹤有件雕塑作品,是长征路上的两个红军战士,衣衫褴褛,饥寒交迫,却在吹笛子。吹的人如痴如醉,听的人如醉如痴。战争年代尚且如此,和平年代就更不用说,歌舞升平么!

事实上,许多民族,经济不发达,科学很落后,人民生活水平低下,有的原始民族连文字都没有,但是无一例外地有艺术。达尔文,大家都知道啦,有一次他来到了一个荒岛,[5]看见一群土著光着身子,在寒风中瑟瑟发抖。达尔文马上拿出一些红布,要他们做件衣服。谁知道这些土人立即将这些红布撕成布条,绑在手上、脚上和腰上,然后跳起舞来。这让达尔文大开眼界。原来他们宁愿没有衣服,也不能没有艺术,不能没有美。这样的例子是有很多的。事实上,在人类文化和文明中,艺术差不多是最早诞生的,比科学和哲学早得多,几乎仅次于工具。这说明什么?说明艺术必有大用!有什么用呢?这当然是美学要搞清楚的事情,但现在不能说。一说,就扯远了。请大家先想一想,好吗?

现在还是来说美学。美学也是没有用的。艺术已然无用,美学却连一张艺术的门票都整不出,岂非无用之极?如果说它也有大用,我们就很想知道是什么。

先说美学是干什么的。大体上说,美学是研究美和艺术的。人类有艺术,也有审美(包括美和美感),这没有问题,是吧?但人与动物不同,他遇到一个现象,就要提问题。[6]什么问题呢?总的来说,也就三个问题: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办。这就产生了各种学科。比方说,他看到天上有各种天体,有太阳,有月亮,有星星,他就要问:这是什么?这就有了天文学。他看到苹果熟了会从树上掉下来,月亮却不会,他就想知道为什么。这有了物理学。他看到有的人穷,有的人富,有的时候丰衣足食,有的时候通货膨胀,他就想知道应该怎么办。这就有了经济学。现在,他看到生活中有美,他就想知道美是什么;他看到同一个对象有的人觉得美,有的人觉得不美,甚至自己也有的时候觉得美,有的时候觉得不美,他就想知道这是为什么;他还看到大家都爱美,他自己也想变得美一些,这就要知道应该怎么办。于是,就有了美学。

但是,要知道“怎么办”,就得知道“为什么”;而要知道“为什么”,就要知道“是什么”。所以,“美是什么”,就是美学的基本问题。

这个问题看起来很简单,其实很难。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写过一篇对话体的文章,叫《大希庇阿斯篇》。对话的两个人,一个是自以为是的希腊贵族希庇阿斯,还有一个就是柏拉图的老师、大哲学家苏格拉底。希庇阿斯这家伙是很有些牛逼哄哄不知天高地厚的。[7]所以,当苏格拉底问他“美是什么”时,他连想都没想就脱口而出说,这个很容易的啦,美就是一位美丽的小姐呀!苏格拉底点点头说,是呀是呀,美丽的小姐当然是美啦!可是一匹母马呢?一匹身材匀称毛色光滑跑起来飞快的母马,难道不是美的吗?《荷马史诗》上说了,连神都赞扬过的,难道不是美吗?希庇阿斯也点点头说,是呀是呀,美是一匹美丽的母马。苏格拉底又问,那么一个陶罐呢?一个做得很好的陶罐,有两个耳朵,能装两公升水,难道不美吗?希庇阿斯只好又说,美是一个美丽的陶罐。苏格拉底就笑起来,说,你看,美是一位美丽的小姐,又是一匹美丽的母马,又是一个美丽的陶罐,那么,请问尊敬的希庇阿斯先生,美到底是什么呢?

这下子,希庇阿斯就答不上来了。

事实上,不但希庇阿斯,就连我们,也答不上来,如果不改变思路的话。实际上柏拉图很可能是在暗示我们,从感性具体的审美现象出发,我们永远都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同学们或许要问,怎么,美难道不是感性具体的吗?没错,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见到的“美”,比如美丽的小姐,美丽的母马,美丽的陶罐,美丽的风景,美丽的音乐和舞蹈等等,都是感性具体的。不但小姐、母马、陶罐、风景、音乐、舞蹈这些审美对象是感性具体的,就连它们的“美”,也是感性具体的。世界上没有抽象的、不可感知的“美”,美不能作为概念而存在。审美对象也好,对象的美也好,都是感性具体的。

但是,当有人要我们明确说出小姐、母马、陶罐、风景、音乐、舞蹈的“美”究竟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很可能就答不上来了。你可以说小姐的眼睛很美,母马的毛色很美,陶罐的造型很美,但你不能说美就是眼睛、毛色、造型。如果美就是眼睛、毛色、造型,那么,为什么同样有眼睛、毛色、造型的别的小姐、母马、陶罐却不美?更何况,当你回答小姐的眼睛很美时,你其实已经跑题了。因为我们问的不是小姐美在哪里,或者小姐为什么美,而是问小姐的美是什么。总不能回答说是眼睛吧?如果是眼睛,那么,只要眼睛行不行?把她的眼睛放在别人身上行不行?还有,就算这位小姐美在眼睛,我们还是可以问:眼睛的美是什么?也许你会回答:她眼睛大呀!这又跑题了,又在回答“为什么”而不是“是什么”了。[8]何况,就算回答“为什么”,这个答案也不是没有问题的。眼睛大就美?牛眼睛倒挺大,为什么不美?

可见,美虽然离不开眼睛、毛色、造型这些感性具体的东西,却又不是,也不等于眼睛、毛色、造型。它是超越于眼睛、毛色、造型这些感性具体对象之上的。

超越于感性具体对象之上的,也就是抽象的。而且,正因为它是抽象的,这才具有普遍性。任何事物,不管它是小姐、母马、陶罐,还是风景、音乐、舞蹈,只要具有了这种抽象普遍的性质,就是美的,而那些并不具有这种性质的小姐、母马、陶罐、风景、音乐、舞蹈,则是不美的。美不美,全看他们或它们能不能获得被我们叫做“美”的这样一种性质或价值。能获得,哪怕只是一只陶罐,也是美的;不能获得,哪怕她是公主,也是不美的。美不美,与对象是公主还是陶罐,没有关系。

这样一种可以普遍用在小姐、母马、陶罐、风景、音乐、舞蹈等一切事物身上的性质或价值,显然只能是抽象的。不是抽象的,就不可能包罗万象,放之四海而皆准。但是美又不可能是抽象的。因为我们无法面对一个抽象的东西进行审美。在抽象的概念面前,我们什么美感都不可能获得,这就等于说没有美。一方面只能抽象普遍,另一方面必须感性具体,因此美是一个悖论。或者说,美是什么,是个悖论。[9]

现在请大家说说,“美是什么”这个问题,是不是看起来简单,实际上很难?

[1]应该承认,我们的许多文艺理论,是既无文艺,又无理论;许多所谓“美学家”,则既无哲学智慧,又无艺术体验。这样的“美学”和“文艺理论”,确实不如取消。

[2]要求所有的人都去忧天是既无必要又无可能的。忧天的杞人永远只能是极少数,却又是不可或缺和值得尊重的极少数。

[3]这一例子的出处已无从查找,且姑妄言之。

[4]夸大艺术的社会作用决非艺术之福。当艺术承担了不该承担的责任时,必因不堪重负而崩溃。

[5]这个例子见格罗塞《艺术的起源》(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2页)。格罗塞在谈到这件事时还引用了库克船长的话:“他们宁愿裸体,却渴望美观。”

[6]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人是擅长于提问的动物。

[7]《大希庇阿斯篇》又叫《论美》,见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出版,以后多次印刷。之所以叫《大希庇阿斯篇》,是因为《希庇阿斯》有大小两篇,大篇谈美,小篇谈恶起源于无知。大篇较长,写得较早也较好,所以叫“大”,不是希庇阿斯有大小两个。这篇对话至少看起来像是苏格拉底的,因为其中充满“苏格拉底式的幽默”,也体现了“苏格拉底的辩证法”,论辩方法也完全是苏格拉底的,即诱敌深入,抽丝剥茧,让对方陷入自相矛盾。

[8]“美是什么”和“什么是美”,其实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在最严格的意义上,只有前者才是真正的美学问题,后者则往往是在询问“什么东西是美的”或“怎样才是美的”,因此多半是美术的问题。把这两个不同的问题混为一谈,也是对美学最常见的误解之一。

[9]这个悖论要到康德那里才得到合理的解决,请参看本书第三讲。

三真正意义在于启迪智慧

听到这里,诸位可能已经有些不耐烦了。同学们会说,老师,我们想知道的是学了美学有没有用,而不是学起来难不难,你跟我们说这些干什么呢?

那好,我就来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但一开始,我还是要说得远一点。其实也不很远。我要说的近在眼前,就是你们啦!对不起,不要笑,我不是要说你们美不美,而是要说教育。你们为什么要上大学,要到大学里来接受高等教育呢?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不要说美学学不好,便是别的什么学,也未必学得好。

教育的目的,一般都被说成是知识的授受,即老师传授知识,学生接受知识,学习的好坏,是以知识掌握的多寡来衡量的。要不然,我们高考的考卷会有那么厚厚的一叠?那其实是在跟你“秋后算账”。你不是高中生吗?你不是上了小学又上中学而且毕业了吗?你不是学了很多知识吗?那我们就来算一算,看看到底有多少!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学知识呢?[1]因为据说“知识就是力量”。不过,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还不如说“知识就是本钱”。在过去,在唐宗宋祖乾隆爷的时代,有了这个本钱,就可以谋取功名,弄个一官半职,封妻荫子,耀祖光宗。现在呢,有了这点本钱,好歹也能找个好工作,混口饭吃。混得好,没准还能像比尔·盖茨那样,日进斗金。现在是“知识经济时代”么!反正有了知识就大不一样,至少在对象面前可以显得不那么弱智。总之,教育的目的被看作是知识,而知识则被看作是一种有用的东西。现在大学里面有这样一种现象,如果一门课程传授的知识没什么用,就很少会有人去听。我们这门课之所以来了这么多人,是因为误以为学了美学就会买衣服,挑男女朋友。来了以后才知道满不是那么回事,上当受骗了!

这实在是离教育的本来目的很远很远了。教育的本来目的是什么呢?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要全面自由发展,就不能老想着学了以后有什么用。有些看起来没什么用的知识也应该学。而且,只有既学有用的东西,又学看起来没用的东西,才全面,才丰富,也才自由。光学“有用”的东西,不学“没用”的东西,将来就是一个畸形的人,一个工具。我们现在的教育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太注重实用理性和工具理性,[2]强调培养“专门人才”,结果很多人除了专业以内的东西,什么都不懂。我不反对学好专业,但更主张全面自由发展,更主张首先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一个人,如果连人都不是,又怎么会是人才?顶多是个工具,比如一把斧头或一台电脑。更何况,即便站在实用功利的立场上看,仅仅把教育看作是有用知识的授受,也是有问题的。因为人类的知识浩如烟海,谁也无法穷尽。就算专挑最有用的学,课堂上恐怕也讲不完,到时候你还是不够用。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教育决不等于知识的传授,更不等于知识越多就越好。“知识越多越反动”当然是错误的,“知识越多越聪明”也不见得,也有知识越多越愚蠢的。实际上,一个人知识多,只能证明他勤奋,不能证明他聪明。当然,知识很多,智商也不会太低啦。但我要告诉大家,“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这话是骗人的。书读多了,变成了书呆子,怎么会“下笔如有神”?只怕连下面条都不会了,还说下笔?那些“下笔如有神”的,都是原本有精神,只不过“读书破万卷”以后“如虎添翼”而已。如果原本是草包,加了翅膀也没有用。谁听说过“如草包添翼”的?

所以,单纯地灌输知识,决不是最好的教育。

好的教育应该是传授方法,传授获得知识和使用知识的方法。[3]这就好比两个人,一个给你一堆金银财宝,另一个给你一把打开宝库的钥匙,而且教会你怎样开门,你说哪个更好些?所以我说,教育至少应该是拷贝程序,而不应该单单只是录入数据。知识好比是数据,方法好比是程序。数据是录不完的。再说了,数据录得再多,没有程序,不能运算,还是等于废物。我就认识不少这样的学问家,要讲知识,那真是天上知一半,地下全知道,可就是什么研究成果也出不了。为什么呢?因为知识在他那里是一堆乱七八糟没有程序的数据。这样的人,用王朔的话说,就叫“知道分子”;用我的话说,就叫“字纸篓”。字纸篓里面塞的字纸(知识)越多,只能越证明他是字纸篓。诸位没有这样的“远大理想”吧?

不过教育的最高境界还不是传授方法,而是启迪智慧。如果说传授知识好比录入数据,传授方法好比拷贝程序,那么,启迪智慧就好比设计程序,或者说,教会你设计程序,至少也要能自动复制程序,获取数据。有了智慧,没有知识也能获得知识,没有方法也能学会方法。而且,一个有智慧的人,无论他获得了什么知识,学会了什么方法,运用起来,都能得心应手。实际上,一个有智慧的人是不可能没有方法的,正如一个设计程序的人不可能没有程序一样。相反,如果没有智慧,那么,他这台电脑的运算能力是有限的。因为他只能在现有的程序中运算。如果连方法都没有,那他就顶多只能算一张光盘,算不上电脑。方法和智慧,是不是更重要些?

美学的真正意义其实就在于启迪智慧。美学当中当然也有很多知识,但我们前面说过了,这些知识其实是没有什么用的。既不能帮助我们买衣服,挑对象,甚至也不能帮助我们欣赏艺术,简直就是徒有虚名,枉为“美学”。实际上,这些知识,这些数据,只有一个作用,就是用来支持它的程序。所以,程序,而不是数据,才是美学的精华。

那么,美学的程序对我们又有什么用呢?我们又不要研究美学!表面上看,是没什么用。但我前面说了,表面上看没什么用的东西必有大用,而美学的大用就是启迪智慧。因为美学的程序在本质上是属于哲学的。我知道,现在不少人开始头疼了,有的同学可能已经一个头有两个大。什么?哲学?我还以为是美丽学呢!弄了半天是那玩意!你早说呀!

对不起,我不能早说。早说,你们还不跑光了!是呀,在很多人眼里,哲学是枯燥的、丑陋的、令人望而生畏或者望而生厌的。我得承认我们不少哲学书和哲学课确实有这种味道。但我也得说清楚,这不是哲学本身的性质,也不是哲学本身的过错,而是某些哲学匠的问题。因为他们把哲学变成了知识,变成了数据,而这些知识和数据又是没有用的。这就弄得很多人不愿意学。[4]不过,某些知识比如艺术方面的知识,虽然没有用,却有趣;而哲学和数学一样,有趣的部分不在知识而在方法。你现在把程序抽掉了,只剩下一堆枯燥无味的数据,还能不让人望而生厌?更可怕的是,为了维护哲学的所谓尊严或者神圣性,他们还要把脸板起来,像新疆吐鲁番出土的干尸一样,这就更加让人望而生畏了。既枯燥,又艰涩,既不好玩,又没有用,谁愿意学?

但这不是哲学的本来面目,也不该是哲学的本来面目。哲学的本义是“爱智慧”。对于哲学来说,最重要的是一颗爱心,一腔对世界、对人生、对真理、对智慧的爱。爱,难道是枯燥的、丑陋的、令人望而生畏或者望而生厌的吗?何况哲学之所爱,不是别的,乃是智慧。智慧,难道会是枯燥的、丑陋的、令人望而生畏或者望而生厌的吗?

所以我说,那些既没有智慧也不爱智慧的人,是不够资格讲哲学的。

美学就更不应该枯燥丑陋了。因为美学不但是爱智慧,而且它所爱的,还是关于美和艺术的智慧。智慧,加上爱,还加上美和艺术,难道会是枯燥的、丑陋的、令人望而生畏或者望而生厌的吗?

那么,为什么美学也和哲学一样,会给人那样的印象呢?除了前面说的原因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美学的真正意义在于启迪智慧。我们知道,一种学问一旦成为一门学科,一门可以在课堂上讲授的学科,它就有点像光盘了。在美学这张光盘上,其实刻着三个内容。第一是数据,第二是程序,第三是关于程序的程序。但是,因为我们没有意识到后两个内容才是美学的精华,结果,我们在拷贝这张光盘时,往往只拷贝了第一部分的内容。学生既只知道要这一部分,老师也常常只知道给这一部分。最后自然是像韩非子讲的那个故事一样,买椟还珠,拿了盒子留下珍珠。而且那“盒子”,还是个中看不中用的。不不不,既不中用也不中看!

然而美学不该这样。冯友兰先生在讲到为什么要学哲学的时候说过一句话,他说人类之所以要有哲学,是为了心安理得地活着。[5]我们也可以跟进一句:人类之所以要有美学,是为了既心安理得又心情舒畅地活着。我有一句话:美学就是用哲学之剑解艺术之谜。这就既要有智慧,又要有体验。智慧来自哲学,体验来自艺术,它们集中在美学。如果一个人既有智慧又有体验,那么,他的学问就不该是枯燥的和丑陋的。就连他这个人,也应该是十分有趣的。大家想不想做这样的人?

就算达不到这样的水平,美学也至少可以让我们变得聪明一些。为什么呢?因为美学基本问题的解决是很难的。这本身就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磨砺。古人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美学就是最好的磨刀石。它自己虽然不是刀子,切不了肉,却能把你手上那把刀子磨快了,你该出手时就能出手,想杀谁就杀谁!

现在,我已经把话都说清了,同学们也可以做一个选择了。要数据的,现在就可以退场,因为这些数据没什么用,我手里也没有刀子。要程序的,或者要磨刀石的,请留下来继续听我讲。

[1]对知识、学问、教育、研究持一种实用功利的态度,正是中国的科学和哲学在两千多年中不能得到长足发展的原因之一。

[2]现在许多理工科大学都在办文科院系和艺术院系,我希望这不是一窝蜂地赶时髦,而是为了真正做到文理渗透,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3]方法比知识重要,智慧比方法重要。智慧是方法的方法,正如方法是知识的知识。

[4]哲学和科学一样,也有真伪。在我看来,凡是不能启迪智慧、不能让人明白的,都是“伪哲学”。

[5]我在为厦门大学出版社一套丛书的总序中说了这样一段话:“哲学是灵魂的拷问。拷问之后,是心安理得。艺术是灵魂的解放。解放之后,是心情舒畅。后者缓解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前者消除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

四美学就是美学史,美学史就是美学

现在留下来的都是要程序的是不是?那好,我就来讲讲什么是智慧。

什么是智慧?智慧不等于知识。知识关乎事物,智慧关乎人生;知识属于社会,智慧属于个人;知识可以传授,智慧不能转让。这也是电脑和人心的区别。电脑里的程序是可以拷贝的,人心中的智慧却永远只属于他自己。[1]

这么讲,岂不等于白说?智慧不能转让,你有智慧也不能传授给我们,何况你有没有智慧我们还不知道,那我们还坐在这里干什么?快下课吧!

且慢着急,话还没说完呐!智慧虽然不能转让,却可以启迪。何况哲学并不是智慧本身,而是对智慧的爱。它不是“智慧学”,而是“爱智学”。爱是可以激发的。一个人对智慧的爱,可以激发别人同样的爱,是不是?又何况美学不但是对智慧的爱,而且是对关于美和艺术的智慧的爱,听听又有什么关系?

更何况智慧还可以启迪。怎么启迪?就是把智慧展现出来。具体到美学,就是要把历史上那些真正美学家的智慧都展现出来。你想啊,美学的问题很困难,是不是?两三千年来,历史上那些真正的美学家为了解决这些难题,穷尽了多少智慧?如果把这些智慧都展示出来,难道我们就不能从中得到启示和启发吗?

美学的真正意义其实就在这里。因为第一,美学这张光盘上虽然也有很多数据,但这些数据是没有用的,不能当作门票,随便刷卡,出入美和艺术的殿堂。第二,这些数据甚至也不是数据。因为历史上那些美学家虽然也对“美是什么”做出了回答,但这些回答既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美学的全部问题,也未能得到大家的公认,何况得到了公认也不能当门票,因此只能称之为“不是数据的数据”。

有价值的是隐藏在这些数据背后的程序。也就是说,是这些美学家得出他们结论的思维模式和思想方法。实际上,真正的思想家都不怎么看重他们的结论。马克思说,哲学并不要求人们信仰它的结论,而只要求检验疑团。哲学家周国平在他为《诗人哲学家》一书所写的前言《哲学的魅力》一文中也有很好的解说。[2]他说,一个好的哲学家并不向人们提供现成的答案。这种答案其实是没有的。真正的哲学家只是充当一个伟大的提问者。他提出问题,提出那些带根本性的问题,然后全身心地投入,不倦地思考,从而启发和带动我们去思考,去探索。至于他找没找到答案,则并不重要。当然,这不是说他们就没有自己的结论,只是说问题比结论更重要。结论可能会过时,问题却永远存在。而且,只有问题的提出和解决,才能启迪智慧,结论则是没有什么用的。

这也正是我们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区别。学术研究有两种。一种是科学研究,一种是非科学研究。[3]自然科学是最典型的科学研究,社会科学是不典型的科学研究,而哲学、美学,还有对文学艺术的研究(文学学和艺术学)都是非科学研究。科学研究和非科学研究有什么不同呢?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科学研究的结论是要证明的,或者被证实,或者被证伪。被证实的叫真理,被证伪的叫谬误,没有被证明的叫假说。科学研究的结论开始都是假说。这就要证明。一旦被证明,它就只有两条出路:要么作为真理而被承认,要么作为谬误退出历史舞台。所以,科学是会过时的。比如“地心说”,被证明是谬误以后,就不能再作为科学知识来传授了,只能作为错误的例子来引用。

这里我们必须说明两点。第一,一个结论即便被证明是谬误,只要它能够被确确实实地证明,它的研究过程也是科学研究。科学不等于正确,只等于实证。只要能够实证,就是科学研究。比如“地心说”和“以太说”就是。所谓“以太说”,就是认为天体之间充满了一种叫做“以太”的物质。现在这个假说被证伪了。天体之间没什么“以太”,是“真空”。也不是太阳围着地球转,是地球围着太阳转。但“地心说”和“以太说”仍然是科学研究,因为这些结论能够被证明。当然,科学研究的结论并不一定马上就能得到证明,但只要它在逻辑上是可以证明的,总有一天是能够证明的,它就是科学研究。这是第二点。

非科学研究则相反。它的结论,既不能被证实,也不能被证伪。现在不能,将来也不能,没有哪一天能。比如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你怎么证明?《红楼梦》的主题是什么,你又怎么证明?把曹雪芹从地底下叫起来问问?何况《红楼梦》的作者到底是谁也还没有弄清楚。[4]何况就算弄清楚了,或者本人在世,也没有用,因为作家也可能不说真话。作家当中,矫情作秀的还少吗?更重要的是,非科学研究的结论是不必证实也不必证伪的。因为人文学科的任务不是得出结论,而是提出问题。对于思想家来说,问题是比结论更重要的东西。[5]因为结论是不能被证明的,问题却可以启迪智慧,磨砺思想。

历史上那些真正的美学家就是这样一些伟大的提问者。他们不断地提出问题,又不断地去解决这些问题。因为像“美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其实是没有所谓“终极答案”的。每个人都只能部分地接近这个答案,而不可能穷尽这个答案。这样,每个美学家给出的结论,便都是有问题的。后人理所当然地要对他进行质疑。这就提出了新的问题。这些新问题也需要解决,也要给出自己的答案,这些答案又会产生更新的问题,又要有人来质疑和解决,于是就构成了美学的全部历史,构成了美学。

美学由一系列的提问和解答来构成,这等于说美学就是美学史。这个观点当然会有人不以为然。事实上在大多数学校里,美学原理和美学史都是作为两门课来开的。原理是原理,史是史。但我对于这样一种所谓“美学原理”,历来就是存疑的。美学原理?历史上有许许多多的美学原理。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到康德、黑格尔,各有各的说法,你讲哪一门子美学原理?他们当然不会讲这些啦,他们要讲咱们中国的美学原理。可是中国的美学家们也是众说纷纭的。蔡仪是一派,朱光潜是一派,李泽厚是一派,吕荧、高尔泰他们又是一派。[6]这是传统的四大派,现在又有不少新派别,比如“后实践美学”什么的。这些派别观点针锋相对,根本不能兼容,你讲哪一派?当然大学里面的原理课不能这么讲,教材也不能这么编啦!教材,尤其是所谓“统编教材”,得“公允”,不能一屁股坐在某一派那边。结果,这些所谓“美学原理”,便往往是一大堆似是而非的想当然。用这种教材讲美学,实在是误人子弟!所以,我的研究生入学后,我就跟他们讲,我的第一项工作,就是要把你们头脑里的那个硬盘格式化。但往往十分吃力,收效甚微。他们那个盘被别人写过以后,好像就加了写保护,变成只读不写。不管我输入什么程序、什么数据,他都按照他原来那个程序去理解,去运算,结果是一塌糊涂。所以,有时候我宁愿收那些没读过什么书但悟性又好的学生,一张白纸,由我自己来进行理论训练和思维训练,反倒好些。

当然,只讲美学史,不讲美学原理,也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呢?首先是大家觉得不对头。哪有只讲史,不讲原理的?哲学系,也是哲学原理打头,然后中哲、西哲,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中哲、西哲,只有哲学系的才修,哲学原理则是全校都要学的。[7]可见什么什么史,一般人心目中是比较“专门”的;什么什么原理、概论,则是大家都可以选修的。再说,美学史,大家一听就知道与买衣服、挑对象无关,肯定门可罗雀。叫“美学概论”,还可以哄骗一些学生来听。所以我就想了个通融折中的办法,就是把美学原理和美学史揉成一门课,叫“美学的问题与历史”。当然,为了遮人耳目,也可以不叫这个名字,还叫“美学原理”,实际上却是讲“美学的问题与历史”。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挂羊头卖狗肉。不不不,挂狗头,卖羊肉。

其实这一点也不难。不但不难,而且天经地义。为什么呢?因为不但美学就是美学史,而且美学史就是美学。这是美学这门学科的特殊性质所决定的。黑格尔在讲到哲学和哲学史的关系时讲过,[8]他说哲学史决不是一个堆满了死人骨头的战场。恰恰相反,每一种哲学都曾经是,而且也仍然是必然的。因此没有任何哲学被消灭了。所有的哲学派别都作为整体的一个部分、一个环节,被肯定地保留在哲学中。他的原话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了。换句话说,每一种哲学观点都曾经是合理的,是在某一历史时期或历史环节上必然要出现的。当它们出现时,便已经把前面那个历史阶段和历史环节包含在自己身上了,同时又为下一个历史阶段和历史环节作了准备。哲学就是由这样一个又一个历史阶段和历史环节组成的,是这些历史阶段和历史环节的总和。打个比方说,哲学就像是柠檬桉。柠檬桉这种树大家知道吧?它是要不停地脱皮的。每脱一层皮,就长大一圈。你不能说柠檬桉就是最外面的那一圈,那一层皮,那一层树干。你要把握柠檬桉,你就得把整棵树都掌握起来。[9]

哲学就是这样,美学也就是这样。

哲学和美学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因为哲学和美学不单单是思想,而且是思想的思想。它们要研究的,是“问题的问题”“标准的标准”。所以哲学史、美学史和宗教史、艺术史是不一样的。一部宗教史不必是宗教,一部艺术史也不必是艺术,研究宗教史、艺术史的人更不一定必须是教徒或艺术家。但是,一部哲学史必须同时是哲学,讲哲学史就是在有意无意地讲自己的哲学观点。同样,一部美学史也必须同时是美学,讲美学史实际上也就是在有意无意地讲自己的美学观点。而且,一个人,如果没有自己的美学观点,那么,他是讲不好美学史的。同样,一个人,如果没有美学史的训练和研究,其实也无法真正建立起自己的美学体系。他们或者只能把七七八八的美学观点凑成一碟拼盘,煮成一锅杂烩,要不然就是把美学史做成一串冰糖葫芦。坦率地说,这样的美学原理和美学史,不读也罢!

现在,我们已经基本弄清了美学的性质,剩下的事情,就是如何来做。

[1]智慧也不等于聪明。聪明来自天赋,智慧来自阅历;聪明关乎具体事务,智慧关乎人生真谛,故曰“大智慧”“小聪明”。日常生活中所谓的“智慧”,常常不过是聪明。

[2]周国平的这篇文章对什么是哲学,什么是智慧,有很好的解说,建议大家读一读。

[3]关于科学研究与非科学研究的区别,请参看易中天《也论学者、科学家及其他》,原载《上海高教研究》1995年第5期。

[4]所谓“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即此之谓。

[5]实际上,无论对于自然科学,还是对于人文学科,最重要的都是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高等教育应该培养这种能力,研究生入学考试应该考查这种能力。

[6]蔡仪主张美是客观的,吕荧、高尔泰主张美是主观的,朱光潜主张美是主客观的统一,李泽厚主张美是客观性与社会性的统一,但这早已不能代表中国美学界的流派纷呈。

[7]其实在我看来,学哲学就要学哲学史,即学习历史上最经典的哲学原理,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先秦哲学、古希腊哲学、德国古典哲学、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有这四大经典垫底,就什么样的哲学都能对付。

[8]大家可以查看一下他的《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21页,第40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9]自从维柯提出将历史引入学术研究的大胆设想以后,经过黑格尔和马克思,这一原理已经被铸炼成一整套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且,在黑格尔看来,逻辑与历史相一致正是哲学与其他意识形态(比如宗教)不同的紧要之处。所以,一部宗教史可以不必是宗教,一部哲学史却必须同时是哲学。

五呆气与灵气

其实这个问题我们已经给出答案了,那就是把美学和美学史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把握住美学的问题与历史。这样一来,我们也就只有一个虽然笨一点、但却是唯一有效的办法——从头说起。

当然,做历史的研究,也可以有各种方法。比如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就无妨称之为“切片法”,像医生做病理检查一样,取一个标本来研究。谢冕、孟繁华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总系》也是这样,从一百年中国文学的历史中,选择十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年份来考察。但这种方法,做文学史、艺术史可以,做哲学史、美学史就不合适。因为对于哲学史、美学史来说,最重要的是它们当中的那个逻辑联系。[1]所以做哲学史、美学史一般只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反攻倒算”,还有一种就是“顺藤摸瓜”。所谓“反攻倒算”,就是从当代美学思潮入手,上溯到它们的根源。不过这种方法做研究可以,搞教学不太合适。马克思说过,表述的方法不等于研究的方法。教学的目的,是让人清楚明白。所以我想还是“顺藤摸瓜”,老老实实规规矩矩顺着时间次序来。

或许有同学要问了:用得着那么麻烦吗?我们可没有那个耐心呢!我们也同意你的观点,重要的是程序而不是数据,那你把程序拷贝给我们不就行了?我也想这样做,这样省事么!我们用不着在这里没完没了地泡了,是不是?可惜不行啊!美学和哲学中的那个程序,不是鼠标一点就能拷贝过去的,非得你自己亲手操练一遍不可。因为美学的真正意义在于启迪智慧。但是,再好的哲学,再好的美学,也只能为智慧的启迪提供一种可能性。智慧的获得,还得靠每个人自己,别人是帮不了忙的。

同学们不要以为我是在开玩笑,这可是经验之谈。我们现在很多同学,尤其是研究生,都喜欢老师直接给答案,给方法,最好是那些具有“可操作性”的,比如“话语”啦,“范式”啦,“后现代”啦,“主体间性”啦,越新潮越好。很多学者也喜欢进口、贩卖甚至制造这类兵器,因为一拿到手,就能舞将起来。但是,用这种便当办法写出来的论文,一看就知道是花拳绣腿,过不得招的。所以,每当这类学位论文答辩时,我就要“刁难”他一下。当然,只要不是“太不像话”,过还是要让他过的。不过,大家面子上不好看。尤其如果他“老板”跟我是“哥们”,最后还是要OK。但要“刁难”他一下,不让他过得那么痛快。我要让他记住,学术研究不是卖水果,不能“批零兼营”;也不是走江湖,不能“风风火火闯九州”。

不是我反对使用新概念、新方法,但你不能来得那么容易。你可以讲“主体间性”,但你要搞清楚,“主体间性”是相对“主体性”而言的。搞不清“主体性”,也就其实搞不清“主体间性”。而你要搞清楚“主体性”,又必须搞清“客体性”,搞清主客体之争,搞清哲学的基本问题。是不是还得下笨功夫?

其实,只要做学问,就得下笨功夫。[2]比如前面讲的笔墨。你要想弄清到底是“笔墨等于零”,还是“没有笔墨等于零”,你就得首先弄清楚什么是笔墨,它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和中国画到底是什么关系,历史上对于笔墨问题都有些什么说法,等等。正是在这种追根寻源的过程中,你就得到了训练,就不是花拳绣腿了。当然,如果你得法的话。

所谓“得法”,就是下笨功夫而不做死学问。下笨功夫,就要有点呆气;做活学问,就要有灵气。学美学,就更是如此。因为美学是关于美和艺术的智慧呀!请问,美,艺术,智慧,哪一个是呆头呆脑的呢?

事实上,一个真正呆头呆脑的人是什么研究也做不了的。他顶多只能做一些资料性的工作。如果他肯下笨功夫的话,他将获得很多的知识和数据。如果他还掌握了一些基本的分类管理方法,那么,他就能将这些知识和数据分门别类,小心翼翼地珍藏起来,并保证用的时候找得着。许多人做卡片,做索引,就是这个工作。有了这两条,他就可以开一个小小的中药铺,里面当归、黄芪、党参、熟地,样样都有,可就是什么病都治不了。我们学术界,是不是有很多这样的中药铺?

能治病的是医生。医生也分三种:庸医、良医、神医。庸医和良医的区别,在医术也在医德;而良医与神医的区别,则全在悟性。神医并非当真有什么“祖传秘方”,那玩意儿多半是骗人的。神医和良医开出的处方一般也不会有太大的区别。因为什么药治什么病,这是有一定之规的,是千百年通过不断“试错”得出的经验,一般不会太离谱。他们的区别,也许仅在于这一味药稍微多一点,那一味药稍微少一点,就那么一点点,效果却大不一样。看病看到这个份上,就是艺术了。因为艺术的高下优劣,往往也就差那么一点点,所谓“增之一分则长,减之一分则短”,恰到好处。

这种“恰到好处”是教不会的,全靠自己去悟。做学问,写文章,甚至炒菜,都如此。你看那些好厨师,他炒菜的时候,哪有什么菜谱啊,哪有什么“科学量化”啊!他东抓一把盐,西抓一把糖,随手一把葱姜蒜,可是炒出来的菜就是好吃。你照着菜谱做,肯定做不出来。菜谱上的说明,往往是“盐适量,葱少许”。什么叫适量,什么又叫少许?全得靠你自己去实践,去体会,没有人教得了的。

写文章也一样。文学史上不是有什么“一字师”吗?只改你一个字,整篇文章就鲜活起来,悟性啊!王国维说“红杏枝头春意闹”,“云破月来花弄影”,一个“闹”字,一个“弄”字,便境界全出。钱锺书说“红杏枝头春意闹”前面那句“绿杨烟外晓寒轻”的“轻”字,把气温写得好像可以称斤论两,和把花儿写得好像争斗出声,有异曲同工之妙。这都是灵气,都是悟出来的。老实说,没有灵气,没有悟性,是当不了文学家艺术家的。什么“天才就是勤奋”,也是骗人的话。

再说得开一点,做生意,搞政治,行军打仗,都一个道理。所谓“用兵如神”,所谓“出奇制胜”,那瞬息之间的胜败盈亏,你以为是计算机算出来的?不,悟出来的。电脑之所以代替不了人,就因为电脑只会算死账(尽管它算得很快),它没有智慧,没有悟性。大家都知道胡雪岩吧?晚清赫赫有名的“红顶商人”啦!学徒出身,没多少文化,也没读过MBA,但我看哪个教授也玩不过他,因为很少有人能有他那份灵气。

再举个例子。一家工厂,买进一台设备,安装完毕不运转,怎么查查不出毛病来。后来请来一位技师,绕着机器转了三个圈,拿起榔头在某个地方敲了一下,机器就转起来了。老板问他要多少钱,他说要1000美元。老板说,你才敲了一榔头,就要1000美元?技师说,敲一榔头1美元,知道在哪里敲999美元。我看这要得不多,因为没人知道在哪里敲。这位技师怎么就知道呢?只有两个原因。一是他机器修得多,下了笨功夫;二是他用心,悟性好,琢磨出门道来了。结果别人折腾半天还不得要领,他只要一榔头。

所以呀,不管同学们将来做什么,恐怕都既要有点呆气,又要有点灵气,最好是既有呆气又有灵气。所谓“呆气”,就是不偷奸,不耍滑,认认真真,扎扎实实,甚至不惜下那些被别人看来是“傻帽”的笨功夫。这就好比是武术中的站桩,脚跟站稳了,就立于不败之地。但你不能老站在那儿是不是?你得出手哇!你也不能打蛮架呀!得学会“四两拨千斤”,“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呀!这就要有灵气。总之,有灵气无呆气则飘,有呆气无灵气则滞,都不可取,最好是兼而有之。

美学能够为我们提供这种训练。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介乎哲学和艺术之间的东西。哲学就像数学,要求逻辑严密,步步为营,做扎扎实实的工作。所以哲学家都有点呆气。当然啦,大哲学家也是有灵气的,这个不成问题。我们后面会讲到康德,康德对审美秘密的破解,就是天才的猜测。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也是天才的猜测。但他们结论的得出,那个推理,仍然是很严密的。学哲学,可以锻炼我们的逻辑思维。

艺术则是一种天才的事业,没有灵气是学不了艺术的。[3]要学,也就学成一艺匠。他可能素描画得很好,琴弹得很熟,但你看他的画,听他弹的琴,都死气沉沉,只能叫技术,不能叫艺术。因为没有灵气。当然大艺术家也都有些呆气,因为没有对艺术执著的追求,也就不可能有艺术的成就。看来还是那句老话,不管干什么,都既要有点呆气,又要有点灵气。同学们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我们这门没什么用的课程,就算是没有白学了。

好,我们的绪论就讲完了。啊,你说我还没讲“什么是美学”?呀,我把这个问题忘了呢!也不要紧了。等我把全部课程讲完,你自然就知道了。

[1]可惜国内的许多“史”,哲学史、美学史、文学史,都不注重逻辑关系,只不过将历史上那些哲学家、美学家、文学家和他们的观点、作品按照时间顺序罗列起来,做成一串冰糖葫芦。这种“冰糖葫芦式”的史,与其说是史,不如说是史料。

[2]现在学术界也就很少有人愿意下这种笨功夫,从头做起了。他们更喜欢立竿见影、马到成功,一夜实现“现代化”,甚至直奔“后现代”。其实在我看来,做现代哲学和现代美学研究,比做古典更难,因为要有古典做基础,反之则不必。当然,由现代而反思古典,更好。

[3]因此每当我看到一些家长逼自己那些其实并无多少灵气的孩子学艺术,总是感到无可奈何,哭笑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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