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讲

美的研究

一柏拉图定的调子

现在，我们开始正儿八经地讲美学。

从何说起呢？我们这门课程既然叫做《美学的问题与历史》，那就应该从问题讲起。美学的基本问题是什么呢？“美是什么”。美是什么，就是美学的基本问题。因为没有这个问题，也就没有什么美学。所以，尽管这个问题已经“过时”了，没什么人问津了，在许多人看来十分“土老帽”了，我们还是得从这个问题讲起。

人类最早提出这个问题是在什么时候？是在古希腊，是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最先提出来的。[1]我们知道，古希腊，是西方文化的源头。古希腊罗马美学，也是西方美学史的第一个历史阶段。哈，这可真是赶巧了。美学的基本问题恰恰是在美学史的第一个历史阶段提出来的，问题和历史，正好凑到一起了。

其实，这不是赶巧，而是必然。这就好比一棵树，它发芽的时候，也一定是种子种下去之后。它生根，发芽，抽枝，长叶，开花，结果，都因为有这颗种子。这就叫“逻辑与历史的一致”。[2]种子和种子中蕴含的生命要素，就是逻辑；生根，发芽，抽枝，长叶，开花，结果，则是历史。逻辑和历史是一致的。不管这棵树将来长成什么样，长得和那颗种子那根幼苗面目全非，它的根都在那里。“美是什么”，就是美学的种子，美学的根。根深才能叶茂。也只有找到了美学的根，我们的理解才会变得深刻起来。

所以，美学的基本问题必然会在美学史的第一个历史阶段提出来。也所以，当柏拉图把这个问题提出来的时候，他就为人类全部的美学史奠定了基础。

那么，柏拉图为美学定了个什么调子呢？

第一，他确立了美学的基本问题，即“美的本质”。尽管在康德以后，人们已经不这么讨论问题了。但是，这并不等于美学基本问题是可以回避的。事实上它也阴魂不散，时时都会冒出来和我们纠缠。人们也只不过变着法子绕着弯子来和它打交道。

比如逻辑实证主义。逻辑实证主义是不赞成讨论诸如此类问题的。[3]他们甚至不大赞成有美学。在他们看来，什么美呀，丑呀，善呀，恶呀，都不过是一种情感的态度，既没有科学上的真理性，又没有客观上的有效性。比如“你偷东西是错误的”，就说不清。偷没偷东西，这可以证明；错误不错误，就不好讲。偷同学的饭卡当然是错误的，但偷敌人的情报就很正确，怎么能一口咬定“你偷东西是错误的”？同样，“这朵玫瑰花是红的”，可以证明；“这朵玫瑰花是美的”，就说不清。你说是美的，我还说难看死了呐。所以呀，“这朵玫瑰花是美的”，不过是一个事实判断（玫瑰花）加一个情感判断（美）。说“这朵玫瑰花是美的”，等于是说，这朵玫瑰花——啊！

不过逻辑实证主义虽然认为美没有科学上的真理性和客观上的有效性，但认为美学还是可以研究审美的心理学和社会学原因。分析哲学就走得更远，干脆主张取消美学。他们说，什么是美？美就是很多不同的事物。只不过因为我们还没有弄清楚，就稀里糊涂地胡乱把“美”这个字用到它们身上去了。他们说，这就是对“美是什么”这个美学基本问题“简明正确的回答”。因此，分析哲学家们用嘲讽的口气说：美学的愚蠢就在于企图去构造一个本来没有的题目。事实也许是根本就没有什么美学，而只有文学批评、音乐批评的原则。好家伙，抄了我们的老家！

但这恰恰证明美学基本问题是绕不过的。正因为绕不过，只好将美学连根拔掉。也就是说，只要美学存在，就迟早要回答这个问题，除非你有本事把美学取消。

这就是柏拉图为我们定的第一个调子。

第二，柏拉图告诉我们，美学当中“美是什么”所指的那个“美”，不是感性具体的个别事物，而是一切“美的事物”共同具有的、因而带有客观普遍性的抽象形式或者抽象属性。[4]它不属于某个人、某个东西，却又和每个人、每个东西有关。有什么关系呢？简单地说，就是谁得到了它，谁就是美的。用柏拉图的话说，就是“一切美的事物都以它为源泉，有了它一切美的事物才成其为美”。但它自己，却是独立自在的，是先于人、外于人、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柏拉图把它叫做“美本身”。美学的任务就是找到它，探索其规律，揭示其本质，并用一种规范化的语言讲出来。我们现在知道，这个任务并不好完成。从比柏拉图还早一百多年的毕达哥拉斯和毕达哥拉斯学派开始，一直到前康德美学，西方美学家们都在用他们智慧的头脑拼命寻找，找了两三千年都没找到，最后只好干脆不找了。

为什么找不到呢？这个原因我们以后再说。

这是柏拉图定下的第二个调子。

第三，就是从前面这个结论引出来的啦！既然美是一种抽象形式或者抽象属性，那么，对美的研究，就只能是哲学的。同样，既然美带有普遍性，搁谁身上谁就美，不搁在谁身上谁就不美，那么，美就是客观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实际上，当我们问“美是什么”的时候，就已经无形中把它看作是客观的了。如果美是主观的，爱谁是谁，想怎么着就怎么着，那还问它作甚？

这样一来，柏拉图就为康德以前的西方美学整个地定了一个调子：美的研究，就是关于“美是什么”的研究，就是美的客观性研究，也就是美的哲学。[5]

美的哲学是美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20世纪以前，它基本上是西方美学的主干。在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美学史上金榜题名的几乎清一色地都是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普罗提诺、夏夫兹伯里、哈奇生、博克、休谟、莱布尼茨、鲍姆加登、康德、席勒、谢林、黑格尔、马克思、克罗齐……尽管在康德那里，“美的哲学”变成了“审美的哲学”，在黑格尔那里则变成了“艺术的哲学”，但总归还是哲学。就连主张取消美学的也是哲学——分析哲学。

美学就这样和哲学有着不解之缘。这是由不得我们喜欢不喜欢的事。你不喜欢哲学，哲学喜欢你。你想吊销美学的营业执照，也还得哲学家来签字。

这很让人想不通。感性具体的美，何等鲜活生动；理性思维的哲学，又何等地抽象谨严。它们怎么会搞到一起，又怎么能搞到一起？

其实也不奇怪。哲学和美、审美、艺术，至少在有一点上是共同的，那就是它们都是科学以外的东西。它们要思考和回答的，是科学不可能思考也回答不了的问题，这就是人的本质和人的幸福，是有限与无限、瞬间与永恒。这都是科学解决不了的。科学可以使我们的生活更舒适、更方便、更多物质享受，但不能保证它是幸福的。它甚至只能提供安全措施（如防盗门）而不能保证你有安全感。相反，自从有了防盗门以后，我们好像是更没有安全感了。当我们隔着防盗门从猫眼里面往外看的时候，这个世界对于我们难道还是可亲可近可信任的吗？有人说，过去是“狗眼看人低”，现在是“猫眼看人疑”。过去“细雨骑驴人剑门”，路是难走一点，但充满诗意；现在出门坐飞机，快是快，可是有点像寄包裹，而且是特快专递。最让人想不通的是，我们的生活越来越方便快捷，我们反倒越来越没有时间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是科学技术回答解决不了的问题。

还有，我们到底为什么活着？我们的生活究竟有什么意义和价值？我们怎样才无愧于世界无愧于人生？人作为瞬间和有限的存在物，如何去把握无限和永恒？这些困惑着我们的问题，也是科学回答不了的，只能诉诸艺术与哲学。不是说艺术和哲学就能最终解决。这些属于“终极关怀”一类的问题谁也回答不了，但艺术和哲学可以去试图回答。正是在这不断的追问和回答中，我们的灵魂得到了安顿。

事实上艺术和哲学不乏共通之处。曹操的诗“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难道不是哲学？[6]高更的画题“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我们是谁”，就更是哲学了。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哲学的回答靠思考，艺术的回答靠感悟。但哲学和艺术都要提问，伟大的哲学家和伟大的艺术家都是伟大的提问者。而且，他们的提问归根结底都是关于人生的，也是没有最后结论的。正因为没有最后结论，因此哲学和艺术也是永远都不会过时，永远都有生命力的。艺术和哲学，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更何况美学原本就是用哲学之剑解艺术之谜。美学，岂能不首先是哲学呢？

哲学与美和艺术如此有缘，它当然要对它们进行追问，问一问“美是什么”“审美是什么”“艺术是什么”。这就构成了广义的“美的哲学”的全部内容。但是，当问题从“美是什么”变成了“审美是什么”“艺术是什么”的时候，美学就不完全是哲学了。比方说，就变成了“审美心理学”和“一般艺术学”。原因呢，我们到时候再说。这样，狭义的“美的哲学”，就专指针对“美是什么”这个问题进行的哲学讨论。它主要集中在从古希腊到康德以前这一历史时期。我把这个历史时期，称之为“美的哲学阶段”。

我们就来看看美的哲学的历程。不过，由于我们不是在讲美学史，而是在讲美学的问题，因此，我们现在只能考察它的第一乐章。

[1]这个问题是柏拉图在《大希庇阿斯篇》中以苏格拉底与希庇阿斯对话的方式提出来的，因此它可能是柏拉图的问题，也可能是苏格拉底的问题。

[2]正因为逻辑和历史是一致的，因此，无论从逻辑出发还是从历史出发，最终都会走到同一条路上来。

[3]关于这个问题，李泽厚有比较详尽的介绍，请参看李泽厚《美英现代美学述略》（《美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及其他论著。

[4]柏拉图的这个观点，应该说是继承了苏格拉底的方法论原则。他也深知这一任务的艰巨，所以曾用“美是难的”这句名言来做暂时的结论。

[5]有趣的是，鲍桑葵似乎并不重视柏拉图的这一贡献，而更看重柏拉图对审美经验的分析。鲍桑葵说：“柏拉图凭着他那哲学家的本能，搜罗并整理出一批比他的抽象美学理论的内容更能启发人的经验，并提出了一些只有比较具体的批判才能解答的难题。”（伯纳德·鲍桑葵《美学史》）

[6]人生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而且是非科学的话题。回答这个问题的是哲学、艺术和宗教。

二第一乐章

美的哲学的历程是从古希腊开始的。

古希腊美学的开山鼻祖不是柏拉图，而是毕达哥拉斯。[1]毕达哥拉斯是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创始人。这是一个由一群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组成的秘密社团。不过，他们是一群有着哲学兴趣和哲学头脑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至少毕达哥拉斯本人是这样。这就使得他在人类美学史上占有了极其重要的一席。另外，顺便说一句——这也许无关紧要，毕达哥拉斯本人是很漂亮的。他身材挺秀，仪表庄严，经常穿一件白麻布的衣服，还喜欢音乐、健美运动和素食，是个“白马王子”。他成为第一个美学家，我们并不奇怪。

为什么说毕达哥拉斯学派是一群有着哲学兴趣和哲学头脑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呢？因为他们并不满足于一般现象的描述和一般规律的探寻，他们还要找到世界的本原。这个本原，他们认为就是数。因为不管什么事物，也不管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都可以还原为数。他们说：“数是一切事物的本质。整个有规定的宇宙的组织，就是数以及数的关系的和谐系统。”数既然是一切事物的本质，当然也就是美的本质。[2]

问题是，世界上不仅有美，还有丑呀！丑不是也可以还原为数么？那么，什么样的数和数的关系是美的呢？和谐。和谐的数和数的关系就是美。这个结论据说是从音乐那里得来的。至少，我们可以从音乐那里得到证明。比如中央C，它的振动频率是每秒260次。比中央C高一个八度，振动频率是每秒520次，刚好一倍。如果是G，振动频率是每秒390次，是中央C的1.5倍。你看，所有的乐音都可以还原为数，而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和谐的。实际上，最早用数的比例来表示不同音程的就是毕达哥拉斯学派。比如第八音程是1比2，第五音程是2比3，第四音程是3比4。这样，毕达哥拉斯和毕达哥拉斯学派就得出了美学史上第一个具有奠基性的命题——美是数与数的和谐。

比方说，十。十这个数，在毕达哥拉斯学派那里是很神圣很重要的。因为一切事物都可以还原为十个对立，[3]宇宙也可以还原为十，十个天体。哪十个？太阳、月亮、地球、金、木、水、火、土、银河，九个呀？还有一个，暂时还没有找到。毕达哥拉斯给它发明了一个名字，叫“对地”。对于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这个捏造，黑格尔讽刺说，我们还不能决定他们究竟是打算把它想象成地球的反面呢，还是完全想象成另外一个地球。

毕达哥拉斯说，这十个天体都在运动。但它们的大小不同，速度不同，相互之间的距离也不同，因此会发出不同的声音。好在这些数的关系是符合音程学的，是和谐的，比方说1比2、2比3、3比4等等。因此，它们就会演奏出一种极其美妙的音乐，宇宙的音乐，天体的音乐，只可惜我们听不见。但在毕达哥拉斯看来，听不见并不等于不存在，正如我们感觉不到地球的运动，而地球却照样在运动一样。[4]

再就是“黄金分割比”，即1：0.618。这可以通过对正五角星的研究得出。一个正五角星是由三个等腰三角形叠成的。这个等腰三角形的底和边，它们的比率就是1：0.618。我们知道，正五角星在毕达哥拉斯学派那里也是很重要的。据说派内同志穿的制服——白麻布的毕达哥拉斯服，上面就绣了个五角星。这是他们的“会员证”。黄金分割比当然也很重要。因为它就是“数的和谐”。在古希腊，黄金分割比被广泛地应用于许多艺术领域，建筑、雕塑、绘画，处处可见。据说，最美的人体也是符合黄金分割比的。比如下半身和上半身，胳膊和腿。大家可以回去量一下，看是不是这样。当然，要帅哥靓女，量出来才算数。

于是宇宙的规律性第一次被说出来了——恩格斯这样评价。[5]当然，美的规律性也第一次被说了出来。或者说，在毕达哥拉斯学派这里，美被规定为自然界所固有的规律性。美学的任务就是去发现它们。

如果说毕达哥拉斯提出了美的合规律性，那么苏格拉底就提出了美的合目的性。[6]苏格拉底这个人就不用介绍了吧。黑格尔称他为“具有世界史意义的人物”。他一生没有留下半篇文章——如果是现在，肯定评不上职称，却留下许多名言和故事。他的这些名言和故事差不多也都是“具有世界史意义的”，包括他的勇敢、宽容、雄辩、视死如归，也包括他的怕老婆。苏格拉底的怕老婆是很有名的，以至于他老婆的名字桑蒂普在西语中是悍妇的同义词。有一次，桑蒂普叫骂着把一盆水泼在苏格拉底的头上，苏格拉底却慢条斯理地说，我说嘛，桑蒂普一打雷，天就要下雨。

桑蒂普当然不知道她丈夫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人——太太们一般都不知道。她们多半认为自己的丈夫也没什么了不起，要不然就是认为他伟大得不得了。再说苏格拉底好像也没什么建树，他不过就是每天走来走去和人辩论，最有名的话则是“自知其无知”。一个不过就是知道自己很无知的人有什么了不起呢？当然没有。不过苏格拉底好像并不认为他有这样一个老婆是什么坏事。他曾经对一个马上就要结婚的学生说，恭喜你！因为如果你娶了一个好老婆，你就将成为一个幸福的人。学生问，如果我娶的是一个坏老婆呢？苏格拉底说，那我就更要恭喜你了。因为那样一来，你就有可能成为一个哲学家。

好，苏格拉底的故事我们就不多讲了，还是讲他的美学。苏格拉底认为，一个东西美不美，不在于它合不合规律，而在于它合不合目的。[7]比如矛和盾，美不美呢？要看用在什么时候。进攻的时候，矛是美的；防御的时候，盾是美的。反过来，再好的矛，再好的盾，也是丑的。又比如，木勺子美，还是金勺子美？要看它们和谁配。是和陶罐配，还是和金碗配。如果和陶罐配，那就是木勺子美，金勺子不美。反过来也一样。

于是，苏格拉底也得出了他的美学结论适，美就是有用。

当然啦，苏格拉底的思想没有这么简单，他的意义就更不简单。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说。这里先说柏拉图。柏拉图也是很了不起的。他被称作“美的先知”，称作“爱美者，爱智慧者，爱神和美神的顶礼者”。他是古希腊最伟大的哲学家和美学家。

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他继承了苏格拉底的方法论原则，这就是要寻找美的本质，不能局限于一些具体的美的事物，而应该找到一个“天下之通则”。靠着这个“天下之通则”，就能解释一切美的现象。柏拉图认为，这就是理念。

理念就是概念，或者说一切事物的普遍形式。世界上有很多很多事物，它们千姿百态各不相同，但都共有一个普遍形式，这就是理念。比如桌子，这世界上有很多很多张，但它们都叫“桌子”，也都是“桌子”。不管你是多么奇怪多么异样的桌子，也是“桌子”。因此“桌子”这个概念，就是普天之下所有桌子共有的普遍形式，也就是它的理念。同样，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美的事物，它们也千姿百态各不相同。但它们既然都叫做“美”，就说明它们也共有一个普遍形式。这个形式，就是“美”，也就是“美的理念”。于是，柏拉图也得出了他的美学结论——美是理念。[8]

这就为客观美学的原则——美的客观性和普遍性，找到了一个确定的形式。有了这个确定的形式，客观美学就站住了脚，就可以在西方美学史上雄霸两千多年了。不过同时也带来一个麻烦，就是我们不知道怎样去把握这个“美”。美，如果像希庇阿斯讲的那样，就是小姐、母马、陶罐、风景、音乐、舞蹈等等，是比较好把握的，毕竟那都是实实在在的“东西”。理念却是虚无缥缈的，看不见也摸不着，你让我们怎么审美？

柏拉图说，途径也是有的。审美的途径就是迷狂。因为真正的美，或者说，至真、至善、至美，都只存在于理念世界。这是只有灵魂才能到达的地方。要到那里去，只有“死路一条”！所以，活着的人要想把握理念，就只有“假死”。这就是“迷狂”。迷狂也有三种。高级的是理智的迷狂，低级的是宗教的迷狂，处于二者之间的是诗性的迷狂。这就是灵感。灵感就是诗人在迷狂的状态下和神交通，不知不觉地说出“神赐的真理”，即“为神灵所感”，因此叫“灵感”。顺便说一句，“灵感”这个词，翻译得非常准确，可谓“神译”。[9]

诗性的迷狂就是艺术。所以艺术低于哲学高于宗教。哲学是理智的迷狂。它是哲学家直接进入理念世界把握理念，也是对理念的自觉把握。艺术对理念的把握则是不自觉的，是“为神灵所感”的结果，所以低于哲学。但艺术又毕竟说出了“神赐的真理”，因此又高于只有癫狂信仰的宗教的迷狂。当然，这里说的艺术，是“迷狂的艺术”或者“灵感的艺术”，不包括“模仿的艺术”。“模仿的艺术”是手艺人的产品，和诗人的作品不可同日而语。在柏拉图看来，“模仿的艺术”是不真实的，不道德的，没有用的，根本就应该取消，这个我们以后再说（见本书第六讲第一节）。

上面讲的，就是西方美学第一个历史阶段（古希腊罗马美学）当中的第一个历史环节——“美的研究”。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都是围绕着“美是什么”来进行研究的。到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话题就变了，变成了“艺术的研究”，也就是《诗学》。再到普罗提诺那里，又变成了“美和艺术的研究”。[10]普罗提诺是西方美学史上第一个成功地把美和艺术统一在一个美学体系里的人。不过，我们不是专门讲美学史，所以普罗提诺就不讲了（关于普罗提诺，请参看本书附录一），亚里士多德则放在后面的问题里讲。

那么，我们来看这第一个历史环节——“美的研究”。透过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的三重唱，我们看到了什么呢？我们看到了一个共同的基调——美是客观的。在毕达哥拉斯那里，美是客观规律；在苏格拉底那里，美是客观目的；而在柏拉图这里，美是客观理念。反正美是客观的。这也是整个古希腊罗马美学的基调，甚至是康德以前西方美学的共同基调。而且，后来那些美学家，也确实基本上没有超出他们的范围，没有跳出他们的路子——或者从事物的客观属性那里找答案（毕达哥拉斯的路子），或者从事物的客观关系那里找答案（苏格拉底的路子），或者把美归结为一种客观精神（柏拉图的路子）。但是，客观美学的调子，唱着唱着，他们就唱不下去了。为什么唱不下去呢？这正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

[1]毕达哥拉斯是古希腊第一个使科学精神从感性世界转向理性的人。他提出了古希腊第一个美学命题——美是数与数的和谐。这个命题是奠基性的。因为它不是主观的选择，而是客观的认识，即一种规律性和本质性的把握。

[2]鲍桑葵说，关于毕达哥拉斯学派，实际上只有一些传说，但可以肯定他们在数学方面很有成就，亚里士多德甚至断定音阶的数的比例就是毕达哥拉斯学派发现的。

[3]这十个对立是：有限与无限，奇与偶，一与多，右与左，男与女，静与动，直与曲，明与暗，善与恶，正方形与平行四边形。请参看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

[4]问题在于，由科学发现的客观存在可以看不见听不见，审美对象却必须能够为感官所感知。不能为人所感觉的“客观美”只能是纯粹多余的假设。

[5]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一书。

[6]苏格拉底往往被看作希腊哲学真正的开端，他以前的哲学则被统称为“前苏格拉底哲学”。

[7]苏格拉底是历史上第一个不把美看作属性而看作关系的人。这来源于他的目的论思想。在苏格拉底看来，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有目的，它们的相互适合则体现了神的目的。正因为这种合适体现了神的目的，因此不但是有用的，而且是美的。

[8]这个美学原则是从毕达哥拉斯到苏格拉底一以贯之的，但找到了这个确定的形式却并非一日之功。在撰写《大希庇阿斯篇》时，柏拉图尚在探索。直到后来建立了理念论哲学体系，他才找到了解决问题的途径。

[9]迷狂和灵感都是古希腊美学和艺术学的重要概念，对此朱狄先生有详尽的阐述和深入的研究，请参看朱狄《灵感概念的历史演变及其他》（原载《美学》第一辑，上海文艺出版社版）。

[10]普罗提诺认为，理念之上还有“太一”，太一的运动是“流溢”。由于太一的流溢，心智、灵魂、感性和物质“分有”了太一的美，创造美的活动就是艺术。

三走向主观美学

我们先来看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这三个人。毕达哥拉斯，毫无疑问，是客观美学派啦！美是数与数的和谐嘛！还有比数更客观的吗？岂止是客观，而且可测量。所以呀，毕达哥拉斯不但是美学史上第一个客观派，而且还是最彻底的客观派。

苏格拉底就不好讲了。表面上看，他好像也是客观派。美是合适，美是有用，美在关系，美在目的，都是客观的。但我们要问：美是合适，是有用，对谁合适，对谁有用？人嘛！美在关系，在目的，谁有关系，谁有目的？也是人！人的目的，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合适不合适，又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至于柏拉图的理念，虽然被他说成是客观得不能再客观的东西，是“永恒的自存自在”和“天国的至善至美”，但我们知道，这个东西并不存在，它只存在于柏拉图的头脑之中。

实际上，古希腊罗马客观美学在苏格拉底这里，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1]那就是把美从事物的属性变成了人与事物的关系。属性，我们知道，那是客观的。长、宽、高、软、硬、冷、热，都是客观的，可测量的。关系，就不好讲了。而且，在苏格拉底看来，那些可以称之为“美”的关系，也都是“善”的。他说，任何美的东西也是善的。美不美，要看它为自己的目的服务得好不好。服务好，就是善的和美的，服务不好，就是恶的和丑的。这其实已经是非常主观的标准了。

这个弯子确实是转得很大的。在这里，美学的目光已经由物（数与数的和谐）转向了人（关系、目的）。正如卡西尔所说：“划分苏格拉底和前苏格拉底思想的标志恰恰是在人的问题上。”在苏格拉底那里，“以往的一切问题都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了，因为这些问题都指向一个新的理智中心”。这就是人。所以，卡西尔说苏格拉底的哲学是“严格的人类学哲学”。[2]不过这种人类学哲学，却还是以客观主义的形式出现的。人的目的性被看作是客观的、神的目的。而且，现实的人的目的性，只有在符合神的目的的时候，才是善的和美的。这一点我们回头还要讲到。

同样，从客观美学向主观美学的转变，这时也还只是有了一点趋势。美仍被异口同声毋庸置疑地看作和说成是客观的。这并不奇怪。美学这棵树才刚刚发芽。它要茁壮成长开花结果，还需要假以时日，也还需要风吹雨淋。

时间很快就到了18世纪。

同学们觉得太快了一点是不是？不能不快呀！因为已经有人开始不耐烦了。这些枯燥的哲学问题确实容易让人打瞌睡。不要紧，很快就会有些有趣的事情了。从柏拉图到18世纪，当中跳过去的环节，在以后的课程里也会补上。

18世纪有一位重要的美学家，叫博克。博克这个人是很好玩的。怎么个好玩呢？因为他把客观美学总是不可避免地要走向主观美学这一点，表现得淋漓尽致。博克在学术上，是属于英国经验派的。所以他和英国经验派的其他美学家一样，走的都是毕达哥拉斯的路子，也就是从事物的客观属性那里找答案。不过，时间好歹已经过去了二十多个世纪，英国经验派比起毕达哥拉斯学派来，总是要高明和精细多了。所以，我要先把英国经验派哲学大致交代一下，你们爱听不听啦！

英国经验派哲学开始于培根和霍布士，系统化于洛克。[3]洛克比毕达哥拉斯高明和精细的地方，是他把事物的属性分了类。第一类，包括广延、形状、大小、运动、数量，叫做“第一性的质”。第二类，色彩、声音、气味、滋味等等，叫做“第二性的质”。这样分有什么意义呢？一想就明白了。“第一性的质”是纯客观的，可以测量的。“第二性的质”就不大好讲了。色彩好不好看，声音好不好听，气味好不好闻，不能拿尺子量，磅秤磅，得靠人们的感觉去判断，而每个人的感觉又是不一样的。这就多少有了些主观性。

夏夫兹伯里和哈奇生把洛克的方法论用到美学里面来了。他们认为美就是“第二性的质”。色彩好不好看，声音好不好听，气味好不好闻，小姐漂亮不漂亮，一样都得靠人们的感觉去判断。同样的声音，有说好听的，也有说不好听的。同样的小姐，有说很漂亮的，也有说不漂亮的。一样。所以，美是“第二性的质”。

那么，美这个“第二性的质”靠什么感觉去把握呢？夏夫兹伯里说靠“心眼”，哈奇生说靠“第六感觉”。因为色彩、声音、气味、滋味、质感这些“第二性的质”，是靠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这五种感觉去把握的。美既然属于“第二性的质”，又没有“美觉”这种感觉，就只好像毕达哥拉斯发明“对地”一样，也发明一个“第六感觉”。[4]大家觉得好笑是吧？这说明客观美学，实在是已经走向穷途末路了。

博克不同意什么“第六感觉”的说法。他认为这种说法没什么依据，解剖学也帮不了美学的忙。美感的根源应该到社会情感（他称之为“一般社会生活的情感”）中去寻找，这就是爱，也就是同情。因此，他也得出了他关于美的定义——美，就是“物体中能够引起爱或类似情感的某一性质和某些性质”。

表面上看，博克还是客观美学派，而且是毕达哥拉斯那一派的。因为他仍然认为美是事物的属性，是“物体中的某一性质和某些性质”。如果只是这么说，也没什么稀罕没什么新鲜的了。因为这种说法早已有之。但博克是个认真的人，因此也是个可爱的人——认真的人往往都比较可爱，是吧？博克怎么可爱呢？他不像中国的许多美学家那样耍滑头，说声“美是客观的”就算了。他不但认为美是“物体中的某一性质和某些性质”，还要把这些性质一五一十地都说出来。比方说，小巧、光滑、逐渐变化、不露棱角、娇弱以及色彩鲜明而不强烈等等。

这下子可就授人以柄了。博克几乎遭到了美学史上最多的责难。美就是小巧？苍蝇都很小巧，怎么不美？美就是光滑？秃头倒很光滑，怎么不美？再说了，光滑固然可能是美的，毛糙未必就不美。花岗岩，就是越毛糙越好。小巧美，巨大也未必不美。如果一定要小巧才美，那么，难道建筑物还不如垃圾箱？就算博克说的这些，小巧、光滑、娇弱等等，都对，那也只是美的一种——东方女性美。

但是我们恐怕误解了博克。他还没有愚蠢到认为美就是小巧、光滑、逐渐变化、不露棱角的地步。[5]他也没有指望拿出这样几个“属性”，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美是什么”这个千古难题。他只不过是在举例子。而且，他举的这几个例子，也只是要说明“可爱性”。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小巧、光滑等等，总是相对比较可爱吧？所谓相对，就是对同一对象同一事物而言。比如光滑的玻璃总比不光滑的玻璃好，小狗总比老狗可爱吧？我们抚摸一只小狗，总是喜欢它的毛光滑一点吧？我们有个小情人，也只会叫她“小猫咪”，总不会叫她“大母牛”吧？

所以，小巧、光滑等等，总是相对比较可爱的。可爱又怎么样呢？就比较容易让人觉得是美的。我们那个可爱的“小猫咪”，不是越看越好看吗？所以博克认为，一个事物所具有的“美的性质”，其实就是它的“可爱性”。与此相反，“崇高的性质”则是“可怖性”，比如庞大、有力、晦暗、空无、壮丽、无限等等。我们知道，在西方美学史中，美是和崇高相对的。崇高性是可怖性，美（也就是优美）则表现为可爱性。因此，美就是物体中能够引起爱或类似情感的某一性质和某些性质。换句话说，一个事物美不美，就看它能不能引起爱或类似的情感，美是靠爱或类似的情感来证明的。那么我们要问，爱，情感，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同学们答：主观的）对，主观的。那么，那个要靠主观的东西才能证明、也才能成立和存在的美，难道会是客观的吗？

所以我说呀，客观美学总是不可避免地要走向主观美学。走着走着就走过去了，自己都不觉得。事实上在博克之前，夏夫兹伯里和哈奇生就已经表现出这种倾向。夏夫兹伯里和哈奇生所谓“第六感觉”，其实是指人类天生的一种辨别美丑善恶的能力。正是它，赋予对象美的性质。也就是说，一个东西之所以美，并不是它有什么“美的属性”或“美的理念”，而是因为人感到美。它的美是人给它的，是人的美感（第六感觉）赋予的。所以，“物体里并没有美的本原”，“真正的美是美化者而不是被美化者”。这不是主观美学是什么？

和博克大体上同时的休谟更是干脆举起了主观美学的大旗。[6]他明确宣布：“美不是事物本身的属性，它只存在于观赏者的心里。”比方说一个圆形的美，就只是圆形“在人心上所产生的效果”。“如果你要在这圆上去找美，无论用感官还是用数学推理，都是白费力气”。所以，“每一个人心见出一种不同的美。这个人觉得丑，另一个人可能觉得美”。美，其实是主观的。

不过，尽管如此，休谟仍然认为美有标准。因为人心虽然各异，人性却彼此相同。那些心灵最为美好的人的一致判决，“就是审美趣味和美的真正标准”。但这种“客观性，已经不怎么“客观”了。何况他这种说法，也还值得商量。比方说，什么人才算是“心灵最为美好的人”，就是个问题。

[1]实际上，古希腊客观美学在苏格拉底这里，正好经历了一个从自然的客观论（毕达哥拉斯）向精神的客观论（柏拉图）转变的过程，而实现这一转变的恰恰是人，是集物质关系与精神关系于一身的人。

[2]见卡西尔《人论》，第6—7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

[3]洛克是西方历史上第一个把哲学主要问题明确规定为“人类理智论”的人。以此为核心，他建立了系统的经验主义认识论。

[4]科学界也有“第六感觉”的说法，但那是指一种神秘的直觉和感觉的远距离传达，是另一个概念。

[5]实际上博克已经对美给出了一般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定义：美就是物体中能够引起爱的性质。

[6]休谟美学的巨大贡献，正在于此，即在一个更为彻底的哲学认识论基础上颠覆了客观美学。

四走向神学目的论

客观美学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它总是不可避免地要走向神学目的论。[1]

就说苏格拉底。苏格拉底的美学观点我们知道啦——“美就是合适”。比如矛对于进攻是合适的，对于防守就不合适，盾则相反。所以，合适，是相对的，甚至是主观的。不过这只是我们的理解，苏格拉底并不这么看。在他看来，现实中的合适当然是相对的，但是，还有一种超越这一切相对合适之上的绝对合适，这就是人与神的合适。或者说，人的目的与神的目的相符合。而且，现实的人的目的性，只有在符合神的目的的时候，才是善的和美的，也才可能是善的和美的。因此，对于人来说是主观的合适，实际上却其实不过是客观地符合了神的目的；在人看来仅仅是有用的东西，在神那里却是艺术品般的和谐。难怪万事万物之间如此合适了，原来它们都体现了神的目的。

这样一来，原本属于主观的东西（合适），就变成客观的了。差一点就要走向主观的美学，又重新回到客观的宝座之上，这可真是“神来之笔”。

这也不奇怪，因为非如此不足以自圆其说。不要以为坚持客观论是一件容易的事。很不容易呢！就我所知，至少有两道难题过不了关。第一个，你得把美是什么说清楚。也就是说，你不能光说美是客观的，还得说清楚它是客观的什么东西，是张三是李四。如果认为美是主观的，这个问题就比较好解决，比如说美是一种感觉云云。这就对付过去了。第二个，你得把美的来历说清楚。也就是说，你不能光说美是客观的什么东西，还得说清楚它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就是美。如果认为美是主观的，这个问题也比较好解决。比如问一个丑小鸭为什么是美的，回答说“情人眼里出西施”，也对付。但要坚持客观美学，就很困难。

古希腊的客观美学家们倒不认为第一个问题是问题，因为他们都做了回答，比如美的数与数的和谐，美是合适，美是理念等等。问题是它们是从哪里来的呢？它们为什么就是美呢？这就煞费了他们的精神。

亚里士多德进行了一番“科学”的努力。[2]亚里士多德这个人我们知道啦，他是柏拉图的学生，正如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亚里士多德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所以他的美学，无论方法和观点，都和柏拉图颇不相同。

亚里士多德是一个冷静的唯智主义者。他的结论，都是通过科学研究和逻辑推理得出来的。同时，他又是一个现实的经验主义者，因此他不相信柏拉图的“想当然”。他有他一整套的科学研究方法。什么方法呢？首先，他认为什么理念之类的东西是靠不住的。靠得住的，是感性具体的个别事物。亚里士多德把它们叫做“第一实体”。科学研究应该从这些“第一实体”出发，然后找出它们的原因，这样来构成整个宇宙的现实图像。应该说，亚里士多德的这个方法，确实还是蛮科学的。

那么，事物的原因是什么呢？亚里士多德说，主要是两种。一个是质料因，一个是形式因。形式因当中，又包括致动因和目的因。就是这四个了。比方说，这里有一个矿泉水瓶子，是塑料做的。塑料，就是质料；瓶子，就是形式。形式显然比质料重要。因为我们并不管它叫塑料，而是管它叫瓶子，是不是？首先是瓶子，然后才是塑料瓶子，或者玻璃瓶子。所以，形式因，是最重要的原因。只有积极的、能动的形式，才能导致动力，实现目的，规范质料。所以形式因最重要。

形式也比质料高一等。比如砖头，是泥巴做的。对于泥巴来说，砖就是形式。砖头高于泥巴，所以形式高于质料。但是，对于房子来说，砖头又是质料，房子才是形式。可见形式与质料，处于一个不断上升的序列之中。低级事物的形式是高级事物的质料，它们也都有更高一级的形式。这样一级一级地追问上去，就一定有一个最高的绝对形式。作为致动因，它是“第一推动力”；作为目的因，它是“终极目的”。它是一切形式的形式，一切动力的动力，一切目的的目的，而且它本身肯定是没有质料的，是一种“纯形式”。那么，它是什么？或者说，它应该是什么，只能是什么？

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它就是神。

神是最高的形式，一切形式的形式，这就等于说，神是最伟大的艺术家。[3]因为艺术不是别的，就是赋形式予质料。比如一团泥巴，本来是一钱不值的。可是被一个泥塑艺人捏了几下以后，就是个东西，可以卖几个钱了。如果是被艺术家捏了，就可以卖很多钱，因为艺术家给了它形式，它变成了艺术品。可见，艺术就是赋形式予质料，并通过这形式，来实现人的目的。因此，但凡通过赋予形式来实现目的的活动，就都是艺术。这也是古希腊人的艺术观。在古希腊，不但雕塑、绘画是艺术，工艺、技巧是艺术，就连政治、法律也是艺术。后来，为了有所区别，就把雕塑、绘画、音乐等等叫做“美的艺术”，而把其他那些叫做“实用艺术”。

不过，再了不起的艺术家，也比不上神。因为神是一切形式的赋予者，神的目的是最高的目的。而且，神在实现他的目的的时候，做得非常完美。所以，神是最伟大的艺术家。宇宙万物都是神的艺术品，人则是这些艺术品当中最优秀的，是神最得意的作品。因为人和神一样，也能从事艺术创作。当然，人的艺术不能和神相比，但比起动物什么的来，水平还是高多了。因为人的艺术能够模仿神的艺术，也能够体现神的目的。神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和谐，就是万事万物的和谐发展，有机联系。这也就是美。

显然，美，就是神的目的，或者说，是实现了神的目的的东西。比方说，艺术品。又比方说，人。正因为它们实现了神的目的，才美，也才是艺术，是艺术品。神是客观的，神的目的也是客观的，所以美是客观的。

客观美学，是不是走向了神学目的论？[4]

实际上，只要你把美界定为客观的，而且，你还想让你的理论彻底一点，不是那种“挂羊头卖狗肉”的客观论，那么，你就只有两条路好走——要么走向主观论，要么走向神学目的论，没有别的什么出路。为什么呢？因为如果美是主观的，那么，对于美，我们就可以进行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解释。但是，如果你认定美是客观的，又要说清楚它是怎么回事，就非得做出科学解释不可。可惜科学并不万能。像幸福、自由、美这一类的东西，科学就解释不了。因为幸福、自由、美，既不能测量，又不能化验。你可以说一座山是高的（山高多少），一朵花是红的（波长多少），一只苹果是甜的（含糖多少），但你无法拿出数据来证明它们是美的。世界上没有什么美的原子、美的分子、美的细胞、美的度量衡，也没有什么幸福的分子，自由的分子。它们都不是科学所能解释的问题。

科学不行，哲学行不行？哲学当然行。幸福、自由、美，就是哲学问题。但是，你要说它们是客观的，同样得回答它们是客观的什么，这个客观的什么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本来就在那里等等。比方说自然美。自然美是客观美学的一个死结。说它是一个死结，是因为主张客观美学的人无论如何也想不通，自然美怎么可能不是客观的。一位客观派美学家理直气壮地质问我：在人类诞生之前，辉煌的太阳，灿烂的朝霞，明媚的春光，难道不是客观地存在着的吗？我回答：太阳、朝霞、春光，确实客观地存在着。但它们是不是辉煌、灿烂、明媚，就不知道了。因为辉煌、灿烂、明媚，都是人的感受。自然界是无所谓辉煌不辉煌，灿烂不灿烂，明媚不明媚的。如果你认为自然界原本就有这种评价，你就得告诉我为什么它原本就有。同样，如果你坚持自然美是客观的，你就得回答，这个客观的自然美是怎样产生的，它究竟是从哪里来的。[5]

是从哪里来的呢？你不能说自然界本来就是美的。这等于没有回答问题。因为我们还可以说某个结论本来就是对的，某个事情本来就是好的，这就不要做任何研究了。只有在“文革”中人们才这样说话：“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一点道理都不讲。

我们不能这么讲话是不是？我们得讲出道理来是不是？可是，这个道理很不好讲。科学可以回答宇宙的起源、地球的起源、生命的起源、人的起源，却无法回答美的起源，无法回答为什么宇宙看上去是美的，地球看上去是美的，生命看上去是美的，人看上去是美的。你看，自然界确实很美，很和谐。天上有日月，地上有山川，清晨有绚丽的朝霞，夜间有皎洁的月光。白天过去是黑夜，冬天过去是春天，早晚晨昏，一年四季，各不相同。不但十分和谐，而且还不让你腻味。谁能安排得如此井井有条呢？——上帝！

所以莱布尼茨说，世界是一架和谐完美的钟表，上帝就是钟表匠。

只有上帝能安排呀，只有上帝能解释呀，只有上帝能帮客观美学的忙呀！唉，“天上有个太阳，水中有个月亮，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真的，我们不知道，自然界为什么有那么多那么神奇的美，不知道为什么东海有如鼓的浪声，庐山有如诗的柔情，不知道为什么“林籁结响，调如竿瑟，泉石激韵，和若球锽”。同样，我也不知道，在客观美学的范围内，所有这些，如果不归结为上帝的创造和安排，还有什么别的出路。

找不到出路，又不愿意或者不能够归到神的身上，那又怎么办呢？

大约也就只能走进死胡同了。

[1]客观美学有一个难题，精神客观的美和主观的人的矛盾。这个难题，在毕达哥拉斯那里，是靠人与自然的物质类比来解决的（自然是大宇宙，人是小宇宙）；而在苏格拉底这里，则靠人与神的精神类比来解决（人有实用目的，神有最高目的）。

[2]鲍桑葵这样评价亚里士多德：如果说过去从来也没有人具有他那样伟大的智慧，那么也可以肯定，从来就没有一个智慧的人遇到过像他那样可贵的机会。因为亚里士多德所处的，是一个哲学和艺术的鼎盛时期。这使他几乎成为古希腊艺术的代言人。

[3]神学目的论是亚里士多德整个宇宙论的归宿，也是进一步了解其美学体系的关键。这个神学目的论的世界观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神学目的论的系统化，也是后世基督教神学目的论和近代莱布尼茨、康德目的论的奠基者。

[4]有趣的是，美和艺术的价值却因此而获得了肯定。因为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神学目的论，万物皆为神的作品，人则是其中最优秀的。人的艺术模仿神的作品，正好体现了神的目的，因此艺术是有价值的。

[5]客观美学的另一难题，是必须回答诸如河马、臭虫、癞蛤蟆之类的“自然丑”是怎么回事。这些客观的“自然丑”是怎样产生的，它们又究竟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自然界有美又有丑，这些美和丑又是谁安排的，等等。

五走进死胡同

比如实验美学。[1]

实验美学大约是客观美学最后一个“原始部落”。而且，他们和第一个“原始部落”——毕达哥拉斯学派一样，也是把美归结为事物之属性的。不过，他们比较“科学”。因为他们不瞎猜，他们做实验。具体的做法，是叫一些人到实验室来，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问他们。为了保证实验不受外界干扰，也就是保证实验的客观性，我想这个实验室应该是比较封闭的，比较严肃的，没有七七八八的那些装饰品，像审讯室一样，只不过没有“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那条标语就是。

实验美学家们把实验者叫进来，让他们看一些东西。这些东西是一些纯粹的图形和色块，比如红色、黄色、蓝色、绿色，直线、曲线，长方形、正方形、三角形、圆。这也是为了保证实验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因为如果那圆形是一个女孩的脸蛋，事情就不好说了是不是。如果是一个纯粹的椭圆形，男男女女去看，感觉就都很客观。实验美学家就把这些图形和色块给他们看，问他们哪个美哪个不美。这样就可以得出一些数据。然后，取得分最高的为凭。请注意，是取得分最高的，不是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积累了一大堆数据以后，结论也就得出来了，比如椭圆形比圆美，最丑的是细长细长的长方形，黄金分割的比例最受欢迎等等。

我丝毫都不怀疑这些美学家是认真的。但我以为他们是在认真地扯淡。因为在现实的审美活动中，从来就没有什么抽象的椭圆形和长方形。所有的椭圆形和长方形都是具体的某一个东西。一个椭圆形的盘子也许是美的，一只椭圆形的甲鱼就未必美。发票上许多图章都是椭圆形的，怎么不美？相反，美国国旗上倒是有很多细长细长的长方形。按照他们的逻辑，岂非美国人都是“美盲”？

再说了，一个形状、一种颜色美不美，要看它用在何处，和谁搭配，怎样搭配。比如红配绿，是不好的。但“万绿丛中一点红”，却又很好。又比如，“红配蓝，狗都嫌”，但海上日出却又壮观。美，从来就不能孤立地存在。比如关羽的胡子是美的，美髯公嘛！武则天的眉毛也很美。骆宾王讨伐她的檄文里就说：“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可见武则天的眉毛也是很美的。但是你让他们两个换换？

唉，实验美学忙活了半天，有什么用呢？顶多不过说明客观美学已经黔驴技穷罢了。

再来说说中国的客观美学派。[2]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美学界的客观派人数是很多的。因为那时有个观念，就是认为主张美是客观的，是唯物主义，主张美是主观的，则是唯心主义。唯物主义是好人，唯心主义是坏人。大家都想做好人，所以大家都说美是客观的。

不过真正彻底的客观派，只有一个人，就是蔡仪先生。蔡仪先生这个人，我是很敬重的。我认为他是中国第一个有资格被称为美学家的人。中国的美学家当中，有两个人我特别敬重，一个是蔡仪先生，还有一个是宗白华先生。宗先生的著述并不多，影响最大的《美学散步》是个论文集。而且，集子里面一些文章，严格说来还不算论文，只能算是散文、随笔、笔记。要是搁现在，也是个评不上职称的。可是宗先生真正把握了美学的精髓。他那本小册子，不说一句顶一万句，一百句是顶得到的。有人说，宗先生一句话，李泽厚拿去可以写一篇文章；李泽厚一篇文章，有的人可以拿去写一本书，这话不假。

蔡仪先生相反。[3]蔡仪先生是正儿八经有著作的。这些著作，也都是自成体系逻辑严密的，是真正理论形态的东西。也就是说，蔡仪先生有自己的美学观点，不是人云亦云；有自己的内在逻辑，不是强词夺理；有自己的理论体系，不是东拉西扯。这在中国都不容易。

更不容易的是，蔡仪先生的理论是彻底的。说他彻底，是因为他不但认为美是客观的，而且还回答了是客观的什么，不像其他“客观派”，只是喊喊就算了。那么，蔡仪先生说美是客观的什么呢？是典型。什么是典型呢？典型就是物种的进化性。比如，人比猴子要更具有进化性，也就更具有典型性，因此最美的猴子和人相比，也是不美的。

这当然不错。但是梅花呢？梅花是植物，和是动物的苍蝇相比，应该比较没有进化性，为什么梅花比苍蝇美？还有，如果美就是典型，那么，典型的臭虫美不美？蔡仪先生回答说，臭虫是一种低级动物，没有典型性，大家都差不多啦！这当然不错，没有哪个臭虫是双眼皮的。那么，地主呢？有没有典型的地主？当然有的。于是有人便问：典型的地主美不美？蔡仪先生只好说，在地主阶级眼里是美的，在农民阶级眼里就不美。哈！美不是客观的吗？怎么可能有人觉得美有人觉得不美？

就算不讲阶级性，这话也有问题。比方说，典型的男人当然是美的。所谓美男子，就是最能体现男性性特征的人。我给大家说个笑话。有一天，四个美国老太太坐在一起吹牛。第一个老太太说，我的儿子是神父。他一走进来，所有的人都站起来说，噢，父亲！第二个老太太说，我的儿子是主教。他一走进来，所有的人都站起来说，噢，阁下！第三个老太太说，我的儿子是大主教。他一走进来，所有的人都站起来说，噢，殿下！大家都看着第四个老太太，心想你总不能说你的儿子是教皇吧？谁知第四个老太太说，我的儿子不是神父也不是主教，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伙子。可是他身材高大肌肉发达，非常性感。他一走进来，所有的女人都站起来说，噢，上帝！大家说说，典型的男人是不是美的？

同样，典型的女人也是美的。所谓美女，就是最能体现女性性特征的人。[4]像顾大嫂孙二娘那样五大三粗活剥人皮的，就不会叫做美女，美女都是典型的女人。那么，典型的不男不女呢？比如像太监那样的……

这些问题，蔡仪先生都不怎么好回答。我想，他是走进了死胡同。

还有一个马马虎虎可以算作客观派的，是李泽厚。[5]之所以说他马马虎虎，是因为他这个客观派，是不彻底的。他的观点是“美是客观性与社会性的统一”。这话逻辑不通！什么叫“客观性与社会性的统一”？要么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要么是自然与社会的统一，哪有什么“客观性与社会性的统一”？客观性和社会性不是一个层面上的概念，你让它们如何统一？这就好比说，某某是男孩与学生的统一，某某则是女人与老师的统一，原来美就是男同学、女教师呀？什么话嘛！

就算逻辑上讲得通，马马虎虎啦，这个说法同样也有问题。什么是所谓美的客观的社会性呢？李泽厚举了一个据说是很“通俗”的例子——五星红旗。他说，我们感到五星红旗美，并不是因为一块红布、几颗黄星本身有什么美。它的美，只在于它代表了中国，代表了这个独立、自由、幸福、伟大的国家、人民和社会，而这种代表是客观的现实。正因为这样，它才美。它的美，既是客观的（不依存于人的主观意识和情趣），又是社会的（不能脱离社会生活而存在）。美，是客观性与社会性的统一。

但我们要问，是这样吗？——同学们，顺便说一句，我希望大家以后不管听到什么说法，包括对我的观点，都要先问一句，是这样吗？现在我们也要问李泽厚：是这样吗？五星红旗的美，当真是客观的，是不依存于人的主观意识和情趣的吗？如果当真如此，那么，无论什么人，都会觉得它美了。我看未必吧！比方说，蒋委员长，大约就不会觉得它美。阿扁，恐怕也不会。他连一个中国的原则都不接受，还会觉得五星红旗是美的？笑话！觉得五星红旗美的，只能是李泽厚先生所说的“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五星红旗的美，就是依存于“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的主观意识和情趣的，它怎么会是客观的？

就算是吧，我们还可以接着问，按照李泽厚先生的逻辑，一面旗帜，只要它代表了中国，代表了这个独立、自由、幸福、伟大的国家、人民和社会，它就是美的，是不是？那好，我们的国旗是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并无关紧要，对不对？那又何必要选择要修改？我们知道，五星红旗原本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的。最早的方案，是大五角星在正中间，其他四个小五角星在四个角上。它不是也同样代表了中国，代表了这个独立、自由、幸福、伟大的国家、人民和社会吗？为什么要改？谁都看得出，现在这个样子更好看，连李泽厚也承认这里头有个“所谓形式美”的问题。形式美难道不是美？实际上，五星红旗代表和象征着什么，根本就不是美学问题，是政治学问题。五星红旗做成什么样子，那五颗星怎么摆，才是美学问题。李泽厚撇开美学谈美学，怎么能让人信服？

何况李泽厚自己也承认有形式美的问题，而在我看来，形式美恰恰是美学最重要的问题，至少也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因为对于美而言，形式是最纯粹的，内容则往往和非美学的问题（比如政治问题、伦理问题）混杂在一起。如果你连形式美这个最纯粹的美学问题都讲不清，你的美学就是可疑的。那么，请问形式美的客观性和社会性是什么，它的客观性和社会性又是怎么统一的？[6]

不用狡辩说这个问题很复杂云云。你们走进了死胡同，只因为你们硬要说美是客观的。硬要说，又说不清，当然复杂了。

反倒是西方一些美学家头脑清醒。他们终于发现，坚持美的客观论，沿着“美是什么”这条路往前走，根本就此路不通。实际上，现在要坚持美的客观论，至少在西方已经是一件需要相当理论勇气的事情了。于是，相当一部分美学家将美的客观理论转变为美的主观理论，而美学本身也由“美的研究”一变而为“审美的研究”。

[1]实验美学的创始人是德国心理学家费希纳。费希纳认为，以往的美学都是“自上而下”的，他却主张“自下而上”，即应该像经验自然科学一样，进行一系列有目的有步骤的实验，最后得出一些统计学的结论和法则。为此，费希纳提出了三种实验方法：印象法（由受试者谈自己的直接印象）、表现法（用仪器测量受试者的血压、脉搏和呼吸）和制作法（让受试者按照命题自由创作）。费希纳从这些实验中得出了十三条“美的规律”。1932年，后继者柏克霍夫提出了一个审美价值公式：M（美感程度）=O（审美对象的美学品级）÷C（审美对象的复杂程度）。后来又有人对此进行修正，如艾森克认为审美公式应该是M=O×C。

[2]主观派美学的代表人物是高尔泰，著有论文集《论美》（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3]蔡仪先生最重要的美学著作是《新艺术论》《新美学》和《唯心主义美学批判集》，均收入《美学论著初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4]其实“典型论”还是有道理的，因为典型的不男不女就是典型的丑。问题在于对典型作何解释。

[5]李泽厚著述甚丰，但我以为读他的美学著作不如读他的思想史论。美学著作中，最受欢迎影响也最大的是《美的历程》，尽管李本人似乎并不看重这本书。请参看易中天《盘点李泽厚》一文，原载随笔集《书生意气》（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网上也能看到。

[6]另外，主张美是主客观统一的有朱光潜先生，其美学观点详见《朱光潜美学文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