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女人

贤妻良母

与男人相比，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女性类型要多一点。其中，人数最多，最受推崇，同时也最具有女性特征的，便是所谓“贤妻良母”。

贤妻良母的传统相当久远，最早可以追溯到周代，以后一直是对女人最基本也最受推崇的道德要求。不但男人们要求自己的妻子是贤妻良母，只要是一个“好女人”，差不多也会相当自觉地努力去做。

表面上看，贤妻良母并没有什么不好，总不成要求女人都是“坏妻恶母”吧？问题在于，中国传统社会只要求女人是“贤妻良母”，从来也不曾对男人有过类似要求，比如要求男人是“贤夫良父”。“良父”的要求或许有，比方说，“养不教，父之过”。但下面紧接着又有一句“教不严，师之惰”。可见，所谓“父教”，只不过是指当孩子（一般只限于男孩）到了上学的年龄，做父亲的有责任把他送进学堂或为他请一位塾师。其他的事，他可就管不着了。顶多要求他在道德方面以身作则，起一种言传身教的表率作用。

事实上，中国传统社会的家教，一直是做母亲的责任。因此，当人们认为一个孩子缺少家教时，便会骂他是“没娘养的”或“没娘教的”，绝不会骂到他父亲头上。可见一个父亲在家里，其实并不对子女的成长和教育负什么责任。这类事情无一例外地都应该由那位“良母”去操心费力。所以，一个中年丧妻或离异的男子如果独自一人抚养子女，便会得到社会的广泛同情，认为他一个人“又当爹又当娘”，真是不容易。相反，如果一个寡妇独自一人把子女拉扯大，当然也会博得同情，但那同情心却绝不会在带孩子这一点上，因为那原本是女人的“天职”。

男人没有“良父”的义务，更没有“贤夫”的责任。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只有贤或不贤的妻，没有贤或不贤的夫。或者说，丈夫们似乎天然就是贤的，有不贤之可能的只是妻子。所以，只有因其不贤而休妻者，却没有因其不贤而休夫者。主动要求与丈夫离异的也有（比如汉代的朱买臣之妻），但那多半是因为丈夫“贫贱”，而非“不贤”。

显然，贤妻良母是对女性的单方面要求，是夫妻之间的一种“不平等条约”。如果不加分析地一味赞美所谓贤妻良母，那就无疑于是在赞美这种不平等关系。正如周恩来在1942年所撰《论“贤妻良母”与母职》一文中所指出，只要保持这个旧的固定名词，便先陷入男权社会的立场。

实际上，中国传统社会的贤妻良母，不但是单方面按照男性的要求来设计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违背女子的天性。

我们先来看所谓“贤妻”。

贤妻的字面意义是“好妻子”，实际内容却其实是“好媳妇”。其首要标准，不是体贴丈夫，而是孝敬公婆。如果这只是指赡养老人，也没有什么不妥。或者说，孝敬公公婆婆，和孝敬岳父岳母一样，都应该提倡。但可惜，传统社会的孝敬公婆，却往往是“做牛做马”的同义语；而“好媳妇”的特定内涵，也差不多就是“好奴才”。一个好媳妇，必须以公婆的意志为意志，以公婆的感情为感情，以公婆的好恶为好恶，以公婆的是非为是非，甚至以公婆的口味为口味。“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汤，未谙姑（婆婆）食性，先遣小姑尝。”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媳妇都牛马不如。如果她能碰上一位好脾气的公公，一位好说话的婆婆，也可能活得比较轻松自在，甚至享受到家庭的温暖。不过，在中国，婆媳关系从来就是一个永久的难题，何况一个女人能不能摊上个好婆婆，完全要靠她的运气。

更何况，一个“好媳妇”所要处理的人际关系，又不止于婆媳，没准还有姑嫂和妯娌。这些人虽非最高裁判官，但多半也有评委的资格，而且目光的挑剔，也未必亚于婆母。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那个要做“好媳妇”的，便只好夹起尾巴做人，压抑自己的天性，扼杀自己的情感，扭曲自己的心灵，努力去讨好和迎合一大批陌生的、隔阂的，甚至可能会是敌意的人。

那么，在这种条件下，最有可能获得好评的是什么样的女人呢？多半是平庸的女人，或者是虽不平庸却善于藏拙的女人，比如《红楼梦》中的王夫人和薛宝钗。王夫人是贾府中最没女人味的女人，薛宝钗则是守活寡的女人，然而偏偏是她们被视为贤妻。王熙凤倒有女人味，也聪明能干，但她虽然有老祖宗宠爱、王夫人偏袒，她的婆婆却并不喜欢她，而且好像也没有什么人称她为贤妻。

除了孝敬公婆外，一个贤妻还必须“顺从丈夫”，也就是以丈夫的好恶为好恶，以丈夫的意志为意志。换言之，无论在公婆面前，还是在丈夫面前，她都必须完全丧失自己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

这不但无理，而且在事实上做起来也很难。比方说，顺从丈夫，当然包括满足丈夫的性欲在内。但是，一个贤妻，又必须“不淫”。“不淫”不但包括不与丈夫以外的任何男子发生性关系，也包括不与丈夫过多地发生性关系。因为过多的性生活，被认为是有亏男人身体的事情。那么，当丈夫提出性要求时，一个贤妻是应该答应呢，还是应该拒绝呢？拒绝，是“不听话”；答应，则是“不要脸”。总归是女人不好。于是，那些贤妻只好这样处理：对丈夫的要求尽量予以满足，以免背上“顶撞”的罪名；自己则尽量不在丈夫面前展示女性的魅力，以免背上“淫荡”的罪名。中国历史上的贤妻，多由缺少女性魅力的人来担纲，原因之一即在于此。

甚至，当丈夫的要求明显地损害了自己时，贤妻们也不能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应表示坚决拥护，并助纣为虐。比方说，丈夫要纳妾，真正的贤妻便不但必须拥护赞成，而且必须亲自去办。最贤的贤妻，还应该是丈夫尚未开口，就把人给他弄来了，让他喜出望外，大叫“夫人贤德”。比如《红楼梦》中的贾赦（一个老色鬼）看中了贾母身边的丫环鸳鸯，他的妻子邢夫人便忙不迭地亲自出马张罗：又是找鸳鸯谈话，又是找鸳鸯的哥嫂递话，又是到贾母那里去打探信息，结果碰了老大一个钉子，连贾母也不以为然：“你倒也‘三从四德’的，只是这贤惠也太过了！”“他逼着你杀人，你也杀去？”最后倒霉的，仍是这个女人：既没能维护自己的权益，又没能当上“贤妻”，还丢了脸。

我们知道，在两性关系中，无论是男人的嫉妒还是女人的嫉妒，都是人的天性。贤妻的标准既然要求女人不得嫉妒，也就无异于要求女人不像女人。事实上，邢夫人也是贾府中没有女人味的又一典型。不过王夫人的没女人味是因为“假正经”，邢夫人的没女人味是因为“没名堂”。她们虽然让人厌恶，却也着实让人可怜。

贤妻不好做，良母呢？也未必好当。有人说，母爱是女人的天性，当个良母总归还是比较容易的。其实不然。事实上也并非所有的母亲都是良母。因为贤妻良母是一个整体，良母必由贤妻升格而来。一个女人如果并未取得贤妻资格，那么，她要想当一个良母，便往往很成问题。

但，即便是一个贤妻，也未必能成为一个良母。首先她必须能生育。不能生育的女人，往往连贤妻的身份也保不住，除非用主动为丈夫纳妾的办法来弥补。其次她必须生男孩（至少一个）。只生女孩，也很麻烦。第三，她生育的儿子还必须成材。倘若儿子不成器，她就不但当不上良母，恐怕还要背上“教子无方”的罪名。

于是，对于这些女人来说，生儿子，便成了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运气好的女人，可能婚后不久即“早生贵子”。这种好运气甚至可能使她不必经历过多的考验便立刻被视为贤妻，因为对于一个几世单传的家庭或盼孙心切的公婆而言，这本身就是贤德。但这绝不意味着她就此便可轻松卸任，因为还有“养”和“教”的任务在等着她。而且，一直要到她的儿子功成名就，光宗耀祖时，她企盼已久的“良母”的桂冠才算落到她的头上。这往往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至于那些运气不好，不会生育或尽生女孩的女人，则很可能一辈子都是受气包。

一个女人为此付出的代价往往是男人难以想象的。过多的生育使她们过早地衰老，所以古有“女子三十而色衰”的说法。其实三十岁的少妇，更具有性成熟感，未必就没有魅力。其所以“色衰”者，恐怕主要因过早生育又过多生育之故。即便是那些生育不多又养尊处优的贵妇人，也会相当早地失去女性的魅力，因为她们必须去做“良母”。这也就同时意味着仪则、风范、榜样、楷模。于是，她们便必须变得“端庄”起来，以免在儿女面前“不像样子”，“不成体统”。比方说，一个二三十岁的少妇，原本满可以在丈夫面前撒撒娇的，而且这也是增加女性魅力的手段之一，但却显然与良母形象相悖。世上只有撒娇的孩子，哪有撒娇的妈妈呢？没法子，为了当个“好妈妈”，只好放弃自己的儿女情、儿女态。

所以，那些英雄的母亲们，便往往是皱纹满面、白发飘零。这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实在是损失惨重。

事实上，中国的良母虽然按规矩必须由贤妻升格而来，但在实际上，却往往是良母的成分要大大地超过贤妻。甚至，一个女人，只要被公认是良母，则一般都不会有人对她的贤妻身份表示怀疑。

的确，中国的女性大都更乐意也更善于做母亲，而不是做妻子。这种心理大概一半来自女人的天性，一半是她们自己母亲的言传身教所使然。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女孩子少有机会外出上学，有的连外出玩耍的机会也不多，她们的天地就是她们的家庭，而中国传统的家庭又实际上是由一位或几位母亲来主持的。所以，她们的母亲就是她们人生课堂的启蒙教师和权威指导者，她们在母亲的身上看到的是自己未来的影子。无疑，她们很少能够看到母亲如何做妻子，更多的是看到母亲如何做妈妈。这就使她们对于做母亲有一种天然的向往和乐趣，至少会认为理当如此。

因此，中国的传统女性往往在做姑娘时就表现出母性来，比如对幼小的弟妹，或者对鳏居的父亲，都会充当起母亲的角色，关怀备至，体贴入微。这样的女孩，结婚以后，往往都会成为标准的贤妻良母，甚至对于自己的丈夫，也往往给予母亲般的关怀和保护，让他们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坐享其成，安享其福。如果所嫁的丈夫比自己小，这种溺爱程度还要加码，因此又有“女大三，抱金砖”的说法。妻子比丈夫大两三岁，抱不抱得到金砖很难讲，但她把丈夫一半当弟弟一半当儿子来疼爱，倒完全有可能。

与此相对应，在这种婚姻模式中，丈夫也很难会是什么“贤夫良父”，而多半是“浪子顽童”。在他们看来，婚姻不过是从一个女人的怀抱转向另一个女人的怀抱。那么，在前一个女人的怀里干什么（比方说吃奶），在后一个女人的怀里也干什么（变相吃奶）；对前一种女人是什么态度（比方说又爱又怕），对后一个女人也无妨采取这种态度（所以怕老婆的故事多有流传），而后一个女人也往往吃这一套。正如张铭远在《中国人的人生曲线》一书中所说，中国的不少夫妻关系，“恰如一个骄横的儿子和一个温柔的母亲的关系一样”。

所以，中国的小姐们，一见到落难的公子，便会顿起搭救之心。这时，她们往往身份也不顾了，脸面也不要了，门风也不管了，家规也不怕了，一心要承担起保护的义务，把那可怜的男人（在她们眼里只不过是可爱的大男孩）揽进怀里，置于自己的羽翼之下，就像老母鸡呵护小鸡娃子，不让它们被老鹰叼走一样。难怪落难公子被多情小姐搭救的故事，层出不穷，广泛流传，久演不衰，大受欢迎。这些落难公子当然无一例外都是多愁多病的文弱小生，是奶声奶气的漂亮男孩，而这些多情小姐则无一例外地是未来的贤妻良母。一个男人如果能娶上这样的妻子，当然是三生有幸；而一个女人如果能充当这样的角色，也自觉十分满足。因此这种戏男男女女都爱看。男人盼望自己有这样的艳遇和福气，女人们则希望自己也能如此这般地一显身手。

事实上，中国的男人往往是要靠女人来保护的。因为他们从小就靠女人保护，也靠女人管束。在家里，孩子靠母亲管教；在外面，孩子也靠母亲维护。学校开家长会，出席的多半是妈妈；孩子在外面受了欺负，出面交涉的也多半是母亲。甚至找对象、娶媳妇的事，也多半由做母亲的通过媒婆（又是一个女人）或自己的姐妹、干姐妹们来张罗。做母亲的总是比做父亲的更关心自己儿子的对象。这不完全是因为母亲更疼爱儿子，也不完全是因为女人对此类事情更感兴趣，还因为这件事意味着母亲要把母爱的接力棒交出去，当然要考察接棒人的可靠程度和人品如何。

于是在中国传统社会，就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似乎互不相容的现象：一方面是“男尊女卑”“夫为妻纲”，女人被置于男人的奴役和压迫之下；另方面则是“母爱泛化”“阴盛阳衰”，男人要由女人来保护和娇宠。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中西文化的差异：西方的英雄救美女，中国的小姐救公子；西方的美女爱英雄，中国的男孩恋母亲。所以西方人喜欢为孩子找教父，中国人则喜欢给孩子认干妈。

结果呢？结果自然是一部分男人越来越柔弱化，甚至女性化，同时相当一部分女人则用母性代替了妻性，甚至只有母性，没有妻性。

母性当然也是女人性。但如果单只有母性，就不能算是完全的女性。

弱女子与女强人

应该说，在中国传统社会，一个女人如果能够当上贤妻良母，那么，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便该算是非常幸运的了。可惜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种运气和福气。那么，无此幸运的女人又该若之何呢？也许，她们的出路就只有三条，去当“奴仆”，或者去当“强人”，甚或去当“淫妇”。

当然一般地说，还是去当奴仆的多。这也是中国传统社会中女性的第二种类型。这里所说的奴仆，不是阶级分析意义上的，而主要是指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而言。比如说《红楼梦》中的贾迎春，虽然是名门闺秀，嫁出去当的是官太太，但既然“误嫁中山狼”，也就与奴仆无异，甚至比某些奴仆还不如。所以，这一类女性便无妨称之为“弱女子”。

中国的弱女子不少。

中国历史上究竟有多少女人属于这一类呢？这可统计不出来。因为她们根本就没有资格被载入史册，只能默默无闻地被奴役、被欺压、被凌辱、被宰割、被屠杀。

有幸载入史册或被写进文艺作品的女性无非这样几类：良母（如孟子、岳飞之母）、佳丽（如赵飞燕、杨玉环）、才女（如蔡文姬、李清照）、烈妇（如杨贞妇、陈节妇）。这几类女性，人数屈指可数，当然很难说是否有代表性。但即便是这几类有幸露脸的女性，其中也不乏弱女子。比如明代弘治皇帝的生母，是给成化皇帝生了唯一一个儿子的。按照封建王朝的规矩，就是“圣母”（诞育圣躬之母）。但这位圣母，不但生前十分凄苦，而且最后连命都保不住。又比如明熹宗天启皇帝朱由校的生母王选侍，竟常遭殴打，因而积郁而死。圣母尚且如此，其余可想而知。

圣母命苦，贵妃命薄。汉高祖刘邦的爱妃戚夫人，在刘邦死后便被吕后砍去手脚，扔在厕所里，求死不得，求生也难。还有那位大名鼎鼎的杨贵妃，竟在宠爱她的唐明皇面前被活活绞死，而那位万岁爷唯有背过脸去掉眼泪。“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这同多情小姐搭救落难公子，或与西方骑士拔剑保护美人，形成的是何等鲜明的对比！一个大男人，还是什么“至尊天子”，却保护不了一个自己心爱的弱女子，真不知中国的男子，还有什么脸面来说话？

然而女人并非天生是弱者。

诚然，一般地说，女人的体格较男人娇小，女人的性格较男人温柔，女人的心理较男人内向，女人的情感较男人脆弱，女人的体验较男人细腻，但这绝不意味着女人就胆小怕事、软弱无能、优柔寡断、无所作为，只能由着男人来摆布和宰割。

女人的不幸是社会的不幸。

告别原始时代以后，中国传统社会就一直是一个男性的社会，或者说是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为了维护这样一个社会秩序和统治模式，中国的男人编造了一整套哲学伦理学原理，来维护他们压迫统治女人的合法性。

这套理论大致是这样：首先，从男女关系中抽象出两个哲学范畴——阴与阳；并根据男人和女人的生理心理特点，派定阳的性质是刚，阴的性质是柔；阳的特征是动，阴的特征是静。这当然未尝没有一定的道理。比方说，男性暴烈，是为刚；女性温和，是为柔；男性好斗，是为动；女性内向，是为静。所以阳刚而动，阴柔为静，这就叫“动静有常，刚柔断矣”。

第二步，把阴阳范畴泛化，推广到一切领域中去。比方说，天为阳，地为阴；日为阳，月为阴。因为天降阳光雨露有如男授精，地生动植万物有如女分娩；日光强烈故属阳，月光柔和故属阴。于是这一比附，也能为人们所接受。

第三步，便是把哲学范畴转化为伦理学范畴。天不是在上吗？地不是在下吗？所以“天尊地卑”。天地关系尚且如此，况乎人类？因此，和天一样属阳、刚、动的男人就尊贵，和地一样属阴、柔、静的女人就卑贱，这就叫“男尊女卑”。刚而动者，可以在广阔世界纵横驰骋，柔而静者只能在自己家里洗衣做饭，这就叫“男主外，女主内”。当然，卑贱者只能受高贵者统治，柔顺者理应受刚健者摆布，也就不在话下。

无疑，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男女不平等，归根结蒂并不是这种理论造成的，但这种理论对人们心理的影响，却也不可低估。至少，它造成了这样一种错觉：女人天生柔弱，女人就该逆来顺受。

不同的弱女子当然各有其不同的不幸遭遇，但也不乏其共同之处。

首先她们的出生，就被认为是不幸、不祥，甚至有罪。这个观念大约可以追溯到商代。据专家们考证，殷商卜辞中即有“贞，有子”和“不嘉，有女”的内容。商人重鬼神，事事都要占卜，妻子怀孕当然也不例外。结果，占卜到“有子”，便是“贞”（吉利），占卜到“有女”，便是“不嘉”。可见，重男轻女的观念，大约自商代起便已经有了。

到了周代，便有了“弄璋”“弄瓦”之别。《诗·小雅·斯干》说：如果生了儿子，就让他睡在床上，给他一块玉璋；如果生了女儿，就让她睡在地下，给她一只纺锤。所以，后人又把生儿生女，分别称为“弄璋之喜”和“弄瓦之喜”。虽说同是“喜”，但分量大不一样。

不一样的原因似乎也很简单：就做母亲的而言，生儿子可以提高或加强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生女儿却可能会坏事；就做父亲的来说，生儿子可以做自己的接班人，可以增强家族的实力，至少可以增加一个劳动力或战斗力，生女儿则只是多添了一个“赔钱货”。结果是，无论父亲抑或母亲，都不希望生女儿。

甚至在我国某些地区，还有这样的奇怪风俗：如果头胎生的是女儿，那么，便不准她管自己的父亲叫爸爸，除非后来有了弟弟，才可以解禁。当然，这还是客气的。一些时代和地区，甚至还有杀婴和弃婴的事发生。“男曰儿，女曰婴”，杀婴和弃婴当然是杀死或遗弃初生的女孩。这种恶俗，至少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有了，韩非子就曾说当时的人“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但直到现在，某些地区不时仍有这类惨无人道的事发生。

这些女孩的出世既然如此地不受欢迎，那么，她们即便活下来，日子也不会有多好过。对于被视为“赔钱货”的她，家庭和家族将尽量减少在她身上的投入，比方说不让上学，吃较差的饭菜，穿较差的衣服等；同时又尽量利用她的价值，以期捞回一点成本，补回一点亏损；比方说很小时就让她带弟妹，做家务，甚至下地干活。最后，她将在适当的时候被打发出去，嫁到一个陌生的家庭，去当别人家的媳妇。

别人家的媳妇并不好当。

首先，她将在新婚之夜被一个陌生的男人以丈夫的名义实施强奸。这不但意味着她已失去童贞，同时也意味着人权、人格、自尊和羞耻感的被剥夺。从此，她将成为丈夫的附庸和奴仆，白天干牛马活，晚上当泄欲器。受苦受累是她的责任，挨打挨骂是她的义务，权利则是没有的。能不挨打骂便是她的福气，能不被休弃便是她的造化。

其次，她不但要充当丈夫的奴仆，而且要充当夫家所有人的奴仆；她不但要看丈夫的脸色，而且要看其他人尤其是婆婆的脸色。这不但使她战战兢兢，而且会使她无所适从，因为丈夫和婆婆的要求、愿望、意志并不完全相同，结果很可能是“起晚了得罪公婆，起早了又得罪丈夫”，犹如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试想，身处如此逆境之中，哪里还能产生和展示女性的魅力？不过行尸走肉罢了。也许，只有当她升格为婆婆以后，情况才会有所改观，但那时她早已变成更无魅力的老太婆了。

所以，在娘家是赔钱货，在婆家是受气包的弱女子，往往是相当无性化的。又岂止是无性，简直就非人。

在中国传统社会，既无性又非人的弱女子，还远远不止于此。比方说，还应该包括那些真正的奴仆——被卖到地主、豪门、官宦人家当丫环的女孩，以及选进宫里当宫女的女孩，都如此。她们往往是连生命安全都没有保障的。东晋石崇家就有不少这样任人宰割的弱女子。石崇每次请客吃饭，便要这些女子去劝酒。如果客人不喝，就把劝酒的女子杀掉。丞相王导于心不忍，每每只好喝得大醉。大将军王敦却满不在乎，结果一连杀了三人，王敦还是不喝。王导看不下去，劝王敦多少喝一点。王敦说，他杀他家里的人，关你什么事？于是那些无辜的女孩子，便只好莫名其妙地去做刀下之鬼。

总之，这类弱女子，往往是连基本人权也没有的。因此，我们很难说她们究竟像不像女人。即便像，也没有意义的。因为她们根本就不被当人看，毋宁说也是无性。这类无性化的女人和前述无性化的男人正好一弱一强，倒是对立统一。所以，在描写江湖行为的故事中，她们不是被侠客们无意中搭救，恨不能变牛变马来谢恩的“羔羊”，便是被坏人或好汉们无端杀害，死得连自己也莫名其妙的“草木”，比如在鸳鸯楼被武松胡乱砍杀的丫环使女便是。

与弱女子正好相反的是所谓女强人。

严格意义上的女强人，大概应该是《水浒传》中的顾大嫂、孙二娘等人。因为所谓“强人”者，出没绿林、闯荡江湖，专一杀人越货、打家劫舍者也。既如此，则“正宗”的女强人，自然也就非顾、孙二位莫属。

顾大嫂绰号“母大虫”，生得“眉粗眼大，胖面肥腰”，是个“生来不会拈针线，弄棒持枪当女工”的角色。打起架来，“有三二十人近他不得”；发起怒来，“提井栏便打老公头”。打祝家庄时，正是她“掣出两把刀，直奔入房里，把应有妇人，一刀一个，尽都杀了”。不消说，被她杀的，大约都是前述弱女子。孙二娘绰号“母夜叉”，剪径世家出身，又学得乃父全套本事，便招赘了父亲的徒弟张青为婿，在十字坡大树底下，开一间黑店，专一将那过往客商，麻倒放翻，大卸八块，“将大块好肉，切做黄牛肉卖；零碎小肉，做馅子包馒头”。这个黑店老板娘，端的心狠手辣：伙计扛不动的行货，她自去扛来；丈夫不忍宰杀的路人，她任由开剥。至于长相，和顾大嫂差不太多，是“辘轴般蠢笨腰肢，棒槌似粗莽手脚”，可怕得很。

总之，这类“正宗”女强人，大体上都是五大三粗，体胖腰圆，眉横杀气，眼露凶光，毫无女性魅力可言。

这样的黑道人物，也许不会太多，更多的是家里的“母老虎”。她们当然不会这样面目可憎，但也相当男性化。一声“河东狮吼”，便可叫老公魂飞魄散，跪倒尘埃。宋代的陈慥，号龙丘居士，好宾客，爱美女，又喜欢谈佛。但他的太太柳氏，却似乎没有什么菩萨心肠，常常会让这位陈先生胆颤心惊。所以苏东坡作诗讽刺他说：“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河东是柳姓的郡望，狮子吼原本指佛祖法音之威严。佛家将释迦牟尼喻为无畏的狮子，故佛陀宝座称作“狮子座”，佛祖法音称作“狮子吼”。所以“河东狮吼”的意思，便是说柳夫人的一声“娇叱”，在陈先生的耳中便有如“佛祖法音”，威严无比。这可真是“老婆吼一吼，丈夫抖三抖”。

“河东狮吼”的说法，多少还有点讽刺意味，《醒世姻缘传》中的薛素姐，便比孙二娘等人还要可怕。孙二娘只是开剥别人的人皮，对丈夫仍十分恩爱，对丈夫的朋友也颇为义气。这个薛素姐，却专一虐待丈夫。她一个“搜风巴掌打在狄希陈（薛的丈夫）脸上，外边的人都道是天上打了个霹雳，都仰着脸看天”。这样的“女强人”哪个受得了。

除了山寨里的“母夜叉”和家里的“母老虎”外，还有一种街面上的“泼妇”，也十分了得。我曾亲见一位泼妇的“骂街”，是一手拿菜刀，一手拿砧板，一边骂，一边砍，一边跺脚，有时还要跳起来。尽管围观男女甚多，但并无一人敢近。这样的女人，当然可以肯定也是不会有什么女性魅力的。

母夜叉、母老虎、骂街泼妇，大约就是所谓“女强人”的几种类型。因此我认为，当代舆论界把那些有能力、有气魄、有主见、有作为、有事业心、有责任感、有自由意志和独立人格的新女性称之为“女强人”，实在是甚为不妥的。

首先，它带有明显的性别偏见和歧视女性的色彩，否则就该有与之相对应的“男强人”的说法。然而，尽管男人中不乏平庸、胆小、无能的窝囊废，但能干、勇敢、刚强的男人绝不会被称为“男强人”。这无非因为在传统观念看来，男人原本是该强，而女人原本是该弱的。所以，男人强是正常现象，不必特别说明他是“男强人”，只要说他是男人即可；而女人强则不正常，必须特别地加以强调。这显然是男性中心论的观念在作怪。只因为这种观念太根深蒂固，人们便不以为怪了。

其次，它会造成一种误解。以为妇女的解放，男女的平等，就是要把女人也变成男人（或曰“强人”），不该再具有女性的魅力，只能像顾大嫂、孙二娘那样眉粗眼大，胖面肥腰，或者眉横杀气，眼露凶光，似乎非如此不足以逞其强。结果，“女强人”便变成了“女怪物”的同义语。这其实同样是对女性的一种歧视，不应该成为现代人的观念。

第三，它还会造成一种误解，以为女性地位的提高，女性力量的增强，乃是一件既不现实，又很可怕的事。因为它只能造就一批“母老虎”“母夜叉”，不是杀人如麻，便是蛮横霸道。这样的女人，试问有几个男人敢爱，又有几个女人学得来？男人不喜欢，女人学不来，当然最多也就只能是一种传奇，绝对成不了气候。这就在实际上否定了妇女的解放。

因此，许多被舆论界封为“女强人”的新女性，都并不喜欢甚至拒绝接受这顶“桂冠”。事实上，所谓女强人，乃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一种特殊现象，决不应该成为新时代女性的模式。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后还要再讲到。

淫毒妇与贞烈女

以上三类女人，一类是只有母性的，一类是近乎无性的，一类又是相当男性的。那么，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有没有真正具有女性特征，在男人面前实实在在像个女人的人呢？

有。但可惜，她们往往被说成是“淫妇”。

《水浒传》里就有好几个这样的“淫妇”，比如大名鼎鼎的潘金莲就是。顺便说一句，在《水浒传》中，除扈三娘既艺高貌美又忠义双全，是个特例外，其余多少能展现一些女性风韵的，差不多都是“淫妇”。比如宋江的外室阎婆惜，杨雄的老婆潘巧云，卢俊义的妻子贾氏等。

这些女人大约有以下几个共同的特点：

一是“美”。这些女人，大都年轻貌美，风姿绰约。比如潘金莲，便是“眉似初春柳叶，常含着雨恨云愁；脸如三月桃花，暗藏着风情月意。纤腰袅娜，拘束的燕懒莺慵；檀口轻盈，勾引得蜂狂蝶乱”。其他几位，也大体如此，不但美丽可人，而且风骚诱人。所以西门庆一见潘金莲，便“先自酥了半边”；来杨雄家做法事的那些和尚，一见到潘巧云，“都七颠八倒起来”；道君皇帝甚至不顾至尊体面，钻地道来会李师师；就连那“于女色上不十分要紧”的宋江，见了李师师，也写出了“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之类的风话，可见其魅力之大。

二是“淫”。潘金莲是“为头的爱偷汉子”，后来果然与西门庆勾搭成奸。开始的时候，西门庆还只是探头探脑，怕碰钉子。谁知潘金莲比他还要积极主动，竟笑将起来说：“官人休要罗唣！你真个要勾搭我？”当然立马变成干柴烈火。此外，阎婆惜与张文远通奸，潘巧云与裴如海通奸，贾氏与李固通奸，差不多也都是“被摄了魂魄的一般”毫无节制。至于白秀英、李师师等，原本是粉头妓女，自然“人尽可夫”。

三是“毒”。潘金莲亲手毒死了武大郎，潘巧云诬陷石秀，阎婆惜恨不能置宋江于死地，白秀英戏弄雷横，又当众凌辱、谩骂、殴打雷母，贾氏到官府出首、作证，诬告卢俊义，害得卢俊义差一点屈死刑场，这些都是她们“歹毒”的证明。还有那清风寨刘知寨的浑家，原本被王矮虎掳掠上山，差一点失身，亏得宋江出面说情，这才虎口脱险，然而下山之后，却恩将仇报，迫害宋江，也足证其毒。

因此民间便有个说法：最毒妇人心。

“淫妇”们似乎被用来证明此言不诬。

潘金莲毒。武大郎来捉奸时，西门庆吓得钻入床底下躲去。潘金莲却道：“闲常时，只如鸟嘴卖弄杀好拳棒。急上场时，便没些用，见个纸虎，也吓一交。”这真是够毒的。第一，是激将，用“便没些用”来激西门庆；第二，是壮胆，告诉西门庆对方只是“纸虎”；第三，是教唆，用“平日卖弄好拳棒”，暗示西门庆来打武大。果然，西门庆冲出门来，一脚踢翻了武大郎。

王婆毒。当西门庆因被捉奸而一筹莫展时，王婆冷笑道：“你是个把舵的，我是趁船的，我倒不慌，你倒慌了手脚。”于是亲自定下毒计：“把这矮子结果了，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的。”又手把手教潘金莲如何下毒，如何灭迹，害死了武大郎。如此之毒，连西门庆也自愧不如，说“我枉自做了男子汉”。

贾氏毒。她与李固在公堂上诬告卢俊义时，竟说“丈夫，虚事难入公门，实事难以抵对。”“你便招了，也只吃得有数的官司。”这种身份，这种语气，不由官府不信。明里是为卢俊义着想，暗里却是把他往死里送，比那个李固阴毒多了。

不但潘金莲之类的小女子被说成是“淫毒妇”，便是女人中的那些头面人物，也有人说她们“毒”。比如吕后。比如慈禧。比如武则天。常言说，虎毒不食子，武则天却连亲生儿子也不放过。章怀太子李贤是她杀的，长子李弘据说也是她杀的。更重要的是，这几个人，也都是既美且淫的。其中又以武则天为最。“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是美；“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是淫。按武氏原本是太宗的女人，后来又嫁给高宗，一女而事二夫，岂不是淫？更何况，七老八十的时候，又养了两个面首——张昌宗和张易之兄弟，还不是淫吗？还有吕后，据说也和别人私通过的。慈禧好像没有和谁私通过，但又有人编出了安德海或李莲英是假太监的说法。

于是，从宫廷到民间，从史实到小说，种种事实和流言，似乎都在证明着“淫毒皆从一套来”的说法。当一个社会都在反复念诵着某一些话时，就会在人们的心理上形成一种思维定势，甚至形成一种条件反射，以至于一看到“眉似初春柳叶”，便坚信她“常含着雨恨云愁”；一看到“脸如三月桃花”，便断定她“暗藏着风情月意”。接下来，便是或者去挑逗、勾引、调戏，或者断言其心肠最毒，是惹不得的祸水。

不可否认，女人中确有坏人，这和男人中也有坏人一样，并没有什么稀奇。问题在于，男人中出了那么多坏人，也没有人大惊小怪，为什么女人中出了三五个坏人，就要大做文章呢？更奇怪的是，为什么一说到女人的坏或毒，就一定要扯到男女关系上去，而且一定要归结于她们长得漂亮又有女人味呢？

这当然是一个需要另案分析的问题。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既然漂亮的、有女人味的女人都是“淫毒妇”，那么，谁还敢漂亮一些、有女人味一些呢？

当然，有一种漂亮女人是不怕受到指责的，那就是“贞烈女”。

正如前述“弱女子”与“女强人”是相对的两极，“贞烈女”与“淫毒妇”也恰好是相反的一对。中国古代有多少贞烈女呢？似乎不少。仅《明史》中留名的，便达一万之多，其中最著名的就有三百多人，而《古今图书集成》收入的明代烈女节妇，就多达三万六千人。

这么多的烈女节妇，总不会都是丑八怪吧？事实上，其中美人还不少。比如明代的烈女单三姐、节妇孙柴氏，都是年轻貌美的女人。正因为年轻貌美，这才会有盗匪、恶少来企图强奸她们，她们也才会抗暴而死，成为烈女节妇。所以她们虽漂亮，却不会遭到指责。但同时也证明，女人太漂亮了总归不是好事。比方说，这二位如果丑得令人生厌，岂不是就没人来打主意了？

显然，长得太漂亮、太性感、太有魅力，或者太有女人味，对于那些“贞烈女”，或预备做“贞烈女”的人来说，就是一个麻烦。所以，那些立志守节的寡妇，便只有两条路：要么及早自杀，一了百了；要么尽量把自己弄得平庸丑陋一些，最好忘掉自己是女人。因为对于一个寡妇，尤其是一个年轻的寡妇来说，最难抵御的诱惑就是性的诱惑，最为严峻的考验也是性的考验，而性爱又总是与姿色、容貌、体态、仪表等相关联。男人见了漂亮女人，很少有不动心的。如果得知对方是寡妇，便更会想入非非，甚至惹是生非。寡妇没有男人保护，好欺负；寡妇有过性的经验，好勾引。所以，“寡妇门前是非多”，年轻漂亮的寡妇门前是非就更多。寡妇们没有办法使自己变得不是寡妇，唯一的对策当然也就只有让自己显得既不年轻，也不漂亮。

当然，这种做法，也许只有对那些守寡不久的年轻漂亮女人才有必要。对于那些守寡已久、年龄较大，早已心如死灰的“资深寡妇”而言，其实已不存在这方面的问题。生活的重负，心情的郁闷，天性的压抑，情感的孤独，都会提前并加速她们的衰老，也许三四十岁时，便已皱纹满面、白发斑斑，甚至目光呆滞、言语木讷，毫无魅力可言了。

寡妇是“贞烈女”中的大多数。由此我们可以推测，所谓“贞烈女”，也基本上是无性化的，与前述“弱女子”相类。不过，弱女子们的无性，主要是别人不把她们当人；贞烈女们的无性，则至少有一半是自己不把自己当人。更何况，贞烈女们虽然有“烈”的一面，但在本质上，却也仍然不过只是弱女子。

漂亮性感有魅力的女人是“淫毒妇”，刚烈正派守身如玉的“贞烈妇”又没有或不敢有女人味，难道中国古代就没有既年轻又漂亮、充满魅力，又刚烈勇敢、聪明能干、心地善良的女人吗？有，但为数很少。

关汉卿杂剧《救风尘》中的赵盼儿是一个。赵盼儿是一个妓女，作为一个年轻貌美、热爱生活的女性，她曾经盼望过能与一个理想的男性结合，过上自由、幸福的生活。但是，多年的风尘生涯，使她深知这很可能是自己的一厢情愿，多半兑不了现的：“待嫁一个老实的，又怕尽世儿难成对；待嫁一个聪俊的，又怕半路里轻抛弃。”因此，她对“从良嫁人”一事，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并在结拜妹妹宋引章（另一个妓女）要嫁给花花公子周舍时，极力劝阻。果然，宋引章一进周舍家门，便先吃了五十杀威棒，以后又受尽种种虐待。赵盼儿为了救出宋引章，便利用周舍酷好女色又喜新厌旧的特点，假意答应嫁给周舍，让周舍写下一纸休书给宋引章，自己再宣布与周舍“拜拜”。当周舍责问她“曾说过誓”要嫁自己时，赵盼儿回答说，你不是老逛妓院的吗？咱们这些妓女，谁不是逢场作戏，对着明香宝烛，指着皇天后土，赌着鬼戮神诛！“若信这咒盟言，早死得绝门户。”终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自己对周舍的欺骗，回敬了周舍对宋引章的欺骗，不但大快人心，而且充分展示了她的机智和勇敢。

关汉卿另一杂剧《望江亭》中的谭记儿也是一个。谭记儿是一个寡妇，后来改嫁青年官员白士中，过上了夫妻恩爱的幸福生活。然而权贵杨衙内为了霸占她，竟向皇帝诬告白士中，骗得势剑金牌，要来行凶作恶。谭记儿为了保卫自己的丈夫和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便挺身而出，于中秋之夜，乔装成渔妇，来到望江亭，利用杨衙内贪杯好色的特点，以切脍献新为名，巧语周旋，煮鱼劝酒，赚取了势剑金牌，挫败了杨的阴谋诡计，让那奸贼“满船空载月明归”。

赵盼儿和谭记儿，是这类女子中的佼佼者。她们一个是风尘女子，一个是再嫁寡妇，社会地位都不高，但她们的人格却并不因此而卑下，她们的识见也并不因此而短浅。她们的胆量、智慧、镇静自如和处变不惊，甚至让男人也自愧不如。在得知了杨衙内的阴谋后，白士中只是愁眉苦脸、长吁短叹，而谭记儿却一改往日的娇羞温柔，果敢地说：“你道他是花花太岁，要强逼的我步步相随。我呵，怕甚么天翻地覆，就顺着他雨约云期。这桩事，你只睁眼儿觑者，看怎生的发付他赖骨顽皮。”这真是何等气魄，何等胆略！

在中国古代妇女形象中，我最欣赏的便是这一类既有英雄气又有儿女情、既有男儿胆又有女人味的人物，尽管她们人数不多，而且社会地位也往往很卑贱。她们多半是妓女，或婢女，或再嫁寡妇，或被掳良人，有的失身，有的失节，有的失去自由，但我以为，只有她们，才是真正的“贞烈女”。

什么是“贞”？贞就是正，包括忠诚、正直、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穷不失义，达不离道”。这恰恰是这类女子的可贵品德。

她们的共同特点，是在身不由己的情况下，能守住自己心中的一方净土。当她们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出卖色相时，力求“卖艺不卖身”（如《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的莘瑶琴）。求之不得，则求“卖身不卖心”（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的杜十娘），一片真情只付于真情人。所以当杜十娘得知李甲变心时，便痛彻心扉地感到了被欺骗和被玷污。作为妓女，她无法保住自己的身子；作为贞女，她却必须保卫自己的心灵。所以，她不惜一死，怒而沉江。因为在她们看来，心灵的自由是比身体的自由更宝贵，心灵的纯洁是比身体的洁净更重要的事情。“哀莫大于心死。”心既已死，则此身何惜？

显然，这就不仅是“贞”而且是“烈”了。烈也者，为义而死之谓也。杜十娘为之献身的义，不是统治阶级宣扬的“贞女不事二夫”“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类伪善的礼义，而是她自己心中至真至诚的情义，因此才感天动地。杜十娘投江后，围观群众咬牙切齿，义愤填膺，争欲拳殴李甲和孙富，李甲后来也郁成狂疾，终身不痊，遭到老天报应，真可谓天怒人怨了。

此外，如赵盼儿的“拔刀相助”，谭记儿的“挺身抗敌”，罗梅英的“振我妻纲”，均可谓之“烈”。罗梅英的故事始见于刘向的《列女传》，后成为广泛流传的民间故事，又被石君宝改编为杂剧《秋胡戏妻》。罗梅英是个美丽善良的女子，为了婚后夫妻恩爱，她不愿拣取个财主，却宁可嫁给贫穷的秋胡。婚后三天，秋胡便被抓了壮丁。罗梅英拒绝了自己父母和婆婆要她改嫁的要求，坚贞自守，甘苦备尝。十年后，秋胡得官回家，夫妻相见于桑园，竟不相识，而秋胡亦竟把她当作他人之妻调戏。当罗梅英得知这个流氓就是自己盼望多年的丈夫时，愤怒至极，坚决要求离异。显然，罗梅英要捍卫的，并不是封建礼仪，而是她自己极为看重的夫妻情义和人格尊严。

应该说，这类形象，才是最值得肯定的中国古代女性。

嗲妹妹与假小子

历史转眼就到了现当代。

当代中国的女性如何呢？除所谓“贤妻良母”型仍是大多数外，还有两种类型，也值得一说，这就是“嗲妹妹”和“假小子”。

典型的“嗲妹妹”大体上主要在南方，又尤以上海的“嗲妹妹”最为典型。汉字当中音“diǎ”的只有“嗲”这一个字，原本是南方的一种方言，北方人无论男女，往往都不知“嗲”为何物。《汉语大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都把它解释为“撒娇的声音和姿态”，例如“嗲声嗲气”等。这很能代表北方人对“嗲”的一种看法，但显然有失准确。比如南方有一种味道叫“沙嗲味”，难道是“撒娇的味道”？上海有句话叫“牢嗲格”（“蛮好的”“挺好的”之意），难道能译为“挺撒娇的”？即便“发嗲”这个词，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撒娇”。实际上，“嗲”这个词，不仅有娇羞、娇嗔、娇小、娇弱、娇贵、娇痴、娇嫩、娇柔、娇滴滴等义，还有比这更丰富更复杂的内容。

我们不妨来考查一下。

首先，“嗲”是专属女性的。说一个男人“发嗲”，虽不一定是讽刺，也多少带有玩笑、调侃意味。其次，“嗲”又是专属女孩的，只有女孩子才有资格“嗲”。老太婆如果也“发嗲”，就让人发笑。当然，这个范围可以扩大到少妇。当一个少妇有资格“发嗲”或被人视为“很嗲”时，便意味着她实际上被人看作一个小姑娘，像一个小女孩一样被人宠爱着，是一件很幸运的事。因此，生活中就只有“嗲妹妹”的说法，没有“嗲哥哥”或“嗲太太”的说法。哥哥是嗲妹妹的保卫呵护者，当然自己不能嗲；太太已为人妻，或已为人母，也不好再嗲。“嗲太太”当然也是有的，但必须指出，这些太太在她们丈夫的眼里，其实是被看作“嗲妹妹”的。

“嗲”虽然只属于女孩子，却又并非所有的女孩子都可谓之嗲。比方说，五大三粗者不嗲，矮胖墩实者不嗲，火暴泼辣者不嗲，呆板木讷者不嗲，耕种力田者不嗲，沿街叫卖者不嗲……看来，要“嗲”，还真不容易。它实际上包容着对年龄、性别、出身、地位、身材、姿态、性格、谈吐、气质、情趣、技巧，甚至口音方面的要求。只要有一个方面不能达标，就不大容易“嗲”得起来。比方说，说吴侬软语或闽南国语的女孩比较嗲，而操河南口音或陕北口音的女孩，就很难被认为是“嗲妹妹”。

尽管嗲有如此之多的条件，但嗲又不等于这些条件本身。准确地说，它是一个女孩子，因身材娇小、体态妩媚、性格温柔、谈吐文雅、衣着入时、举止得体，静则亭亭玉立，动则娉娉袅袅，言则柔声轻诉，食则细嚼慢咽等等方面而给人造成的一种情绪性感受。要之，它是一种文化情调；或者说，是一种“味道”。

这种味道常被北京姑娘轻蔑地叱之为“臭美”和“犯酸”，但它绝不等同于武汉人之所谓“zě”（字典上没有这个字）。武汉人之所谓“zě”与“嗲”有相近处，但却是对“撒娇”“发嗲”的一种轻蔑、讽刺和批判，通常指那些没有资格撒娇、发嗲或摆谱，却又要装模作样、忸怩作态者之让人恶心、犯酸处。遇到这样的情况，武汉人就会十分鄙夷地说：“你zě个么事？”或“闯到鬼了，一个屁大一点的办事处，他还zě不过！”

上海人之所谓“嗲”，却不但不是让人反感、厌恶，反倒是让人疼爱、怜爱的意思。因为有资格嗲的，都是些女孩子，而且是娇小玲珑、柔美可人的女孩子。这样的女孩子，有谁不疼爱呢？而让人疼爱的女孩子，又有几个不娇嗲呢？于是，一个女孩子，越是感到被人疼爱，也就越是娇嗲。同样，她越是娇嗲，也就越惹人疼爱。恋爱中的上海小姐，差不多都懂得这个道理，一个个各显身手，直令男士们柔肠寸断，疼爱异常，恨不能捧在手心，贴在胸口，关怀呵护备至。

这种令男士为之倾倒的手段，谓之“嗲功”。除先天条件外，技巧也很重要。其要义，在于必须懂得所谓“嗲”，乃是一种令男人大起疼爱呵护之心的气质，所以决不可以装大。男人都自以为了不起，无论是男子汉（真老虎），还是小丈夫（纸老虎），都不希望自己的女人是母老虎。面对一只母老虎，纸老虎固然会露馅，真老虎也觉无味，因为那将使自己无法扮演男子汉的角色，至少也要失去许多机会。故“发嗲”者越小越好：身材小、胃口小、声音小、动作小、胆子小，这才能让男人“大”显身手。结果是，男人得了面子（像个男子汉），女孩子得了实惠（受到保护疼爱），岂非大家都很开心？

同样，深谙此道的男子也会投其所好，曲意逢迎，温柔体贴备至，此则谓之“花功”。女的会“嗲”，男的能“花”，则一拍即合，也就能“拍拖”。故沪上人云：“男吃嗲功，女吃花功。”

由此可见，所谓“嗲妹妹”，就是那种让男人心疼、怜爱的女孩子；所谓“嗲功”，就是能让男人柔肠寸断、疼爱不已的功夫；而所谓“嗲”，则是这类女孩子身上特有的、为男士们所喜欢的一种“味道”。

显然，这是一种女人味。

应该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保证自己不失女人味，是江南一带尤其是上海女性的特点。一般地说，是女人就该有女人味。北方的女性，在她们做姑娘的时候，也是有女人味的。但是一嫁人，尤其是一当母亲，就难讲了。相当一部分，是只让自己的女性特征，单方面地向母性发展。包括她们的衣着、装束，都只是“母亲”而不是“女人”。更糟糕一点的，甚至会弄得十分邋遢、窝囊，蓬头垢面，衣衫不整，拖拉着鞋，敞开衣襟坐在门口奶孩子，一身的奶水和屎尿。似乎一个女人一旦当了母亲，就不必再在意自己是女人了。

南方和上海的女性则不然。她们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淡忘自己的性别角色，决不会像北方的女人那样，满不在乎地穿男人的衣裤。即便在“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年代，她们也会对那些肥大的绿衣绿裤动点手脚。比方说，把腰身、直裆和裤脚改小一点，在领口和袖口做点文章等，让人看了既觉得那军装已不是那么回事，又不得不暗自承认“是好看多了”。一旦稍微开放，则她们的花样也就更多，而这些花招，亦无非是设法表现出自己的性别特征而已。

事实上，正如杨东平在《城市季风》中所指出的，“上海女孩从少女时代起，就得到来自母亲和外婆的‘女性养成’教育”。其实，给予她们这种教育的，也不止于母亲和外婆，还包括那些热心快肠的老阿姨，无话不说的小姐妹，以及街头巷尾左邻右舍的耳濡目染。这使她们从小就会洗衣、烧饭，会缝纫、编织，坐吃有相训练有素，举止仪容分寸得体，知道如何同男孩子交往又界限分明，也知道颜色图案款式如何入时而不“乡气”。

当然，她们也从小就知道发嗲，以及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和如何发嗲。

总之，她们从小就知道自己是女人及如何做女人。

现在，我们对于所谓“嗲妹妹”，大致上可以有个印象和界定了。一般地说，这是指那些娇小、柔弱、秀美、文静、招人疼爱的女孩子，比如林妹妹那一类。同时，也可以广义地指那些特别有女人味，而且特别突出女人阴柔气质的那些女性。

但是，“嗲妹妹”决不等于“弱女子”。

事实上，“嗲妹妹”的弱往往只是表面形象，正如不少“痞哥们”的强只是外强中干一样。不少上海姑娘（也包括少妇），其实是外弱内强、外嗲内不嗲的。

在曾经云集了上海知青的新疆、黑龙江、云南等生产建设兵团工作过的人都有这样一种印象，上海姑娘并非都是“娇小姐”，其实多为“女能人”。她们既不娇气，也不懒惰，更不愚蠢，生产能力和生存能力都令人刮目相看（上海男知青其实也一样）。准确地说，她们是要撒娇时真能撒娇，要吃苦时真能吃苦，要团结人时真能团结人（一块酱油糕就够了），要排外时真能排外（一句上海话就够了），既能很快适应环境又能保持上海特色，既能当上“铁姑娘”又不失女人味。我在兵团工作过，我自己就有这个印象。而且我还发现，不少北方籍的男职工，其实是很希望娶一位上海女知青做老婆的。结婚以后，这些北方男子甚至很快就会上海化。即便不像上海男人那样怕老婆，至少也不像北方男人那样打老婆。除了不会说上海话外，全身上下都会被他的妻子打扮得像个上海人，甚至连饮食习惯也不例外。

这正是上海嗲妹妹的功夫所在：先用嗲功征服男人，再用嗲功改造男人，让男人在柔情蜜意中悄然就范，成为自己理想中的那个样子。可以这么说，如果上帝不能把一个称心如意的伴侣送到上海姑娘面前，她们就会自己创造一个。所以，门槛精又讲实惠的上海姑娘并不奢望白马王子，她们宁可挑一个“可教育好的子女”，亲自动手把他塑造成理想丈夫。

谁说嗲妹妹们弱来着？

其实，上海女性不但在家里是强者，而且在单位上也不弱，不少人是业务骨干，甚至是领导。要之，她们的柔弱和娇嗲，有一半是做给别人看的，这样可以得到种种实惠（比方说在劳动时得到男性的主动帮助，生活中得到男性的主动照顾等）。可以这么说，现代嗲妹妹在表面上继承了传统弱女子的形象，却把那“弱”改造成了一种生存武器和生存智慧。

毫无疑问，当娇嗲或其他什么女性的特征被看作了一种可资利用的手段时，它们固然可以被用来为自己谋求幸福，但也完全可能成为商品。上海人的婚恋中，原本就有“讲实惠”的传统，那么，当婚姻变成了金钱交易时，娇嗲也就往往变成了讲价的砝码。

也许，这也正是北方姑娘极其厌恶南方小姐之娇嗲的原因之一。相比较而言，北方姑娘的确更为“侠义”。北方的男子互称“哥们”，北方的姑娘则互称“姐们”。而且高兴起来，没准儿也互称“哥们”。她们重情感，讲道义，和男人们一样，频繁地使用诸如“特肝胆”“特铁”之类的词儿，来形容她们和自己朋友的友谊，而这种友谊又往往是打破性别界限的。在假日，上海姑娘多半是挽着男朋友的手去“轧马路”（实在地讲，上海除了马路以外，还真没有什么别的地方可逛），而北京姑娘则完全可能男男女女一大群，呼朋引类地到城外去郊游，去远足，去举行“不分你我的共产主义野餐”，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苹果。酒足饭饱以后，便呼啸山林，或感叹活得“真没劲”。

显然，北方姑娘绝无南方的嗲气，有的只是豪气。她们大多性格开朗，自然大方，大大咧咧，没心没肺。不但自己有事不往心里去，而且深信别人也是这样。她们跑到别人家里去，可以和别人的丈夫嘻嘻哈哈，打打闹闹，谈笑风生，亲如家人，全不管对方的妻子是否会吃醋。当然，对于自己的吃喝穿戴，也是满不在乎的。她们当然也有高档的、名牌的服装，但购买这些服装，多半是凭一时的兴致，很少经过精细的盘算。甚至会有这样的情况，几个朋友竟会买回同一种面料款式的衣服，因为这样才显得够“姐们”，而这在上海姑娘看来显然是不合算的——有这份钱，还不如各买一种面料款式的换着穿。

然而，穿着马虎吃得也马虎的北京姑娘，在选择对象时却又是审美型的。她们坚持“男子汉”标准，对于诸如有无住房、是否会做家务之类的实际问题较少考虑，或放在次要位置。“不就是住房吗？哪儿不能凑合？”至于做家务，更不要紧。大家都不会做饭更好，干脆吃食堂，熬不住了就下馆子：“不就是涮羊肉吗？撑死了也就半月工资嘛！”

与这种豪气相对应，北方姑娘对自身形象的塑造，当然不会是“嗲妹妹”，反倒有不少是“假小子”。

我对“假小子”的特点有句调侃的界说：“说话颠三倒四，做事丢三落四，交友不三不四，被人说三道四。”前两句当然是说她们的性格：风风火火、毛毛糙糙、大大咧咧、咋咋呼呼，没有章法，不讲规矩；所谓“交友不三不四”，当然不是指她们结交坏人，而是说她们与人交往没有那么多忌讳和戒备，三教九流，五湖四海，只要脾气对路，性格结缘，都与之往来，这也正是她们豪爽的一面。豪爽的“假小子”们，最痛恨和最鄙视的，就是“抠门”和“犯酸”。不抠门当然“大度”，但往往连勤俭持家、精打细算、省吃俭用、细水长流等传统美德也予以抛弃；不犯酸当然“帅气”，但往往连优雅、温柔、含蓄、细腻等女性特征也丢个精光。此外，她们也都相当一致地厌恶家政，不屑于学习烹饪料理、针线女红。她们完全有可能把自己的房间弄得乱七八糟，凌乱不堪，东西乱扔，被子不叠，要用的东西找不到，不用的东西到处都是。她们甚至对自己的身材、长相、衣着也满不在乎，山吃海喝，零嘴不断，吃得胖乎乎傻呵呵的，然后吊儿郎当地穿件文化衫，上面印着：“别理我，烦着哪！”或者：“从来就没想嫁人！”

这就难免让人说三道四了。1988年，美籍作家赵浩生在《中国青年报》上撰文，惊呼“中国最大的悲哀，就是没有女人了”。我想这主要是指那些“假小子”而言，而且主要是指她们的粗暴生硬、咋呼泼辣、蛮横无礼、说话挺冲，一开口就是“老姑奶奶”如何如何之类的德行而言。

其实，即便没有这些“假小子”，中国人也会普遍地感到“女人越来越不像女人了”。各地都有诸如“女的比男的坏”或“姑娘比小子坏”之类的民谣。这里说的“坏”，可能有两种：一种是指道德的堕落，比如“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一坏就有钱”的“坏”；另一种就是指性格、脾气甚至气质、禀赋的“坏”。而后一种“坏”的结论，又往往是比照传统妇女形象得出的。这说明中国妇女的情况，在本世纪确实比男性发生了更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又不是可以简单地用“坏”或者“好”来形容的，尽管它往往被这样简单地归结着。因此，我们还有必要对20世纪女性的变化，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和检讨。

二十世纪新女性

的确，20世纪是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天翻地覆的时代，而其中变化最大且感受最深者，又莫过于女性。

20世纪前的六七百年间，即元、明、清三朝，是中国妇女生活最黑暗的几个世纪，其中又以明清两代妇女受压迫最重。有学者甚至认为，中国妇女的非人生活，到清代已经“登峰造极”，“蔑已加矣”。（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换言之，已非革命不可了。

革命是在中国妇女毫无思想准备的时候突然发生的。到19世纪中叶以前，封建礼教对中国妇女的限制、歧视、压迫、禁锢，早已从一般性“贤妻良母”“三从四德”“授受不亲”的要求，发展到“守贞守节”“无才是德”“足不出户”的禁令，女性的心理受到严重的压抑和扭曲，妇女的身体早已丧失自由。然而，历史上所谓近代、现代、当代这一个半世纪，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事情，却又太具有突变性和戏剧性：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八国联军、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井冈烽火、万里长征、八年抗战、解放战争、三反五反、公私合营、反右四清、文化革命、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一系列的活剧纷纷上演，其内容、形式、情节、主题、宗旨、导向又不尽相同甚至相悖，让人目不暇接，就连反应稍慢的男人都难免落伍掉队，更遑论久受禁锢的女性了。

然而，革命给中国妇女带来的好处，也是她们意想不到和喜出望外的。“不缠足”解放了她们的身，“兴女学”解放了她们的心，“废除包办婚姻”还其恋爱自由，“实行一夫一妻”使其免受奴役，“男女同工同酬”提高了她们的经济地位，“妇女参政议政”提高了她们的政治地位，而“男女一律平等”则更从法律上保证了她们成为和男子一样，有着公民权利与义务的独立、自主以及人身人格不受侵犯的人。

这是几千年来连想都不敢想的事，而革命却几乎在一夜之间实现了。那些千百年来强加于妇女之身、想挣又挣不脱的铁锁链，也几乎在一夜之间就由革命给粉碎了。中国妇女不能不感谢革命、拥护革命、热爱革命。作为中国革命的直接受益者，她们和广大工人、贫下中农一样，也同时是中国革命最热忱的拥护者和最坚定的支持者。中国革命队伍中有那么多的女性，原因之一，也在于此。

也许正是这个原因，革命者，尤其是女革命家，就成为20世纪中国女性，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女性崇拜的偶像和学习的楷模。

这样一些女革命家、革命者和革命英雄的名字，几乎是每个新中国女性都耳熟能详的：秋瑾、宋庆龄、何香凝、向警予、刘和珍、杨开慧、赵一曼、江姐、刘胡兰、向秀丽……她们不仅是中国女性的骄傲，也是中国女性的榜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正是在榜样的带动和鼓舞下，新中国女性表现和建立了与传统美德不同的新美德，它们包括：

一、爱国主义精神。爱国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但在传统社会，女性似乎又没有多少资格爱国。除花木兰、穆桂英、梁红玉等屈指可数的少数女英雄能够以身报国外，其他女子大多报国无门。只有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中国妇女的爱国热情才有机会得到表现。新中国成立后，女性有了参政议政的权利，也不再被束缚在家庭的小圈子里，便变得关心起国家大事来。天下兴亡已不再只是“匹夫有责”，而是“男女都有责”了。当然，对国家大事的关心，主要还体现在城市妇女（尤其是北京）、职业妇女（尤其是干部和知识妇女）和学生身上，但毕竟已开始成为一种新的时代风尚。

二、英雄主义精神。这主要表现在对传统男性职业的挑战和对女性生理极限的超越。因为“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人能干的，女人也要照样能干才行。于是，女拖拉机手、女司机、女飞行员、女子高空带电作业等英雄形象便层出不穷。这实际上是女性英雄主义的一种表现。它甚至超过了“男女都一样”的要求，而向“女子胜过男子”的目标进军，并战果辉煌。比如在体育方面，继中国女排的崛起之后，女子足球、女子摔跤、女子举重、女子柔道、女子竞走、女子中长跑等项目都令她们的男性同行汗颜。女子在体格体力上原本不如男子，那么，体育界的“阴盛阳衰”，还不足以证明中国女性的英雄主义精神吗？

三、积极向上精神。这主要表现在学习上。有资料证明，新中国女性的学习热情要普遍高于男性。其原因有三：一是学习机会来之不易而倍感珍惜；二是意识到旧社会妇女地位低下与不识字有关；三是前述女革命家多为知识妇女。这种精神从建国初期一直贯穿到现在。近几年频频出现的女生高考平均分数高于男生，或“女状元”多于“男状元”的现象，便是证明。看来，女性不但在体力方面大出风头，而且在智力方面也要压倒须眉了。

这些现象确实很能令人鼓舞。因为它们证明中国妇女确实成了国家的主人，证明中国女性的内在潜力确实得到了开发，优良品质确实得到了体现，自身素质确实得到了提高，同时也证明“妇女的解放”确实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实实在在的事情。

然而忧虑也不是没有的。

最令人忧虑的，就是与此而同时产生的女性的“无性化”和“男性化”倾向。

前面已经说过，中国妇女是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条件下迎来自己的解放的。她们并不知道解放以后的自己，该是个什么模样（事实上也没有任何人知道），于是，她们就只能为自己的形象塑造设定两个榜样和一个标准。这两个榜样分别是女英雄和男同志，而这一个标准则是革命化。

新中国女性以革命化为标准是很自然的事，因为没有革命就没有妇女的解放。然而革命本身是没有性别的。它关心的主要不是两性之间的关系和男女各自性别角色之类的问题，而是社会政治问题。在这些问题上，革命对男人和女人都一视同仁。它要讲的，只是社会性、人民性、阶级性和党性。也就是说，它只区分阶级、敌我、党派等等，不区分男女。所以，在革命斗争中，男女之间的性别差异往往会被抹平而变得无性化起来。

其次，革命毕竟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它更多地需要男性的阳刚之气，而不是女性的阴柔之美。事实上，在革命队伍中，也总是男同志的人数大幅度地多于女同志。而且为了革命的胜利，又总是要求女同志向男同志看齐，而女同志也乐意这样，因为这才能体现“男女都一样”的妇女解放精神。如前所说，这确能给女性带来不少好处，比如增强自信心，提高战斗力，变得有进取精神和会做社会工作等，但女性的某些性别特征的无意流失甚至男性化，也是一个事实。

因此，当一场被标榜为“革命”的动乱席卷全国时，一种令人哭笑不得的女性形象也就登上了历史的舞台，这就是“文革”中的女红卫兵。

女红卫兵是以这样一种形象登台亮相的：剪短发，着军装，两眼圆瞪，双脚叉开，一手卡腰，一手挥舞着武装带，一开口就是“他妈的”。这副模样很能代表她们的性格特征：尚武、好斗、粗野、蛮横，没有一条是一个女孩子该有的。

这类形象以北京的女红卫兵最为典型和标准，而其始作俑者则是所谓“联动”。“联动”的女红卫兵们原本是生活在大院里的“假小子”和“疯丫头”。她们的童年不乏集体主义、革命英雄主义、斗争精神和造反精神的熏陶，却少有所谓“女性养成”的教育。因此，一旦尚武成为当时社会所要提倡的精神，便不难得风气之先，在当时那种普遍的男性倾向中脱颖而出，以一种走在时代潮流前列的姿态，作为最能体现时代精神的形象而领袖群伦。在60年代末，这种形象一时间风靡全国，在各地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出现了一大批造老师和老子的反、自以为是“小姑奶奶”的“英雄”。其风头之健，真可谓摧枯拉朽，所向披靡，就连南方的嗲妹妹们，也一个个自惭形秽，争相摹仿，尽管学得不像。

从历史的角度看，女红卫兵形象不过昙花一现。其所领风骚，大约也就两三年光景，正所谓“弹指一挥间”，但其意义却不因时间的短暂而微小。从某种意义上讲，女红卫兵是对传统女性形象的彻底反叛，里里外外都掉了一个个儿，确实能让人痛快一阵子的。可惜，这种痛快的背景，却是一个民族历史性的时代悲剧，其形象本身也明显地带有做戏和表演的性质（而且是中国式的程式化的表演），以至于让后人看来未免滑稽。当然，公平地说，这些表演者在自己的内心深处，是真心热爱革命向往革命的。她们并不认为自己的表演是表演。不少女红卫兵在武斗中“壮烈牺牲”或“从容就义”，就是证明。这是一种真实的悲剧、严肃的荒谬和疯狂的理性。它留下的课题，至今还值得深思。

但不管怎么说，女红卫兵的形象实在并不可爱。起先是冷静下来的男同学们不觉得有什么可爱，后来是她们自己也觉得索然无味，最后是全国人民宣布与之告别。其过程大体如此：开始是随着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这种表演性极强的形象一下子失去了自己的舞台（广大贫下中农不需要也不欣赏这种形象）。后来，则是“四人帮”控制下的上海，“小资产阶级情调”开始抬头，“奇装异服”在南京路和淮海路上悄然走俏（这曾使“四人帮”大为恼怒，并莫名其妙地把它算作是邓小平的一条“罪状”）。最后，随着“四人帮”的一朝覆灭，也几乎在一夜之间，女红卫兵形象便永久地销声匿迹了。

接踵而来的是一个多样化的年代。

20世纪最后二十几年，是中国历史上空前开放和活跃的时期。在这个百花齐放的年代，各类女性形象的纷纷粉墨登场，可以说是不足为奇。

最先让人耳目一新并引起愉悦的，是那些全无红卫兵尚武好斗色彩的女性形象，比如《苦恼人的笑》《甜蜜的事业》《小街》《大桥下面》等影片中由潘虹、李秀明、张瑜、龚雪、殷亭如等人扮演的那些角色。这些正面人物因其已开始展示女性独有的美而大受观众的欢迎，其中又尤以龚雪、殷亭如等人的楚楚动人而招人疼爱，而这几位恰好正是正宗的上海姑娘。刘晓庆虽然“辣”了一点，却也还有川妹子的可人之处。她和陈冲联合主演的《小花》，至今仍为不少人所津津乐道。“妹妹找哥泪花流”的歌曲，当然也风行一时。

后来则是“北地胭脂”巩俐等的走红，而银幕上的形象也越来越“不像话”：不是歌女、舞女、吧女，便是女匪、女谍、女贼，连妓女也不甘寂寞，卷土重来，频频亮相。甚至连“性感明星”这样的头衔，也居然被启用，而且颇为看好。与之相对应，90年代女孩子们的言谈举止和社会交往也越来越“胆大妄为”。出入舞场已不足为奇，衣着入时更不在话下；笑不露齿固然早成历史，口出狂言差不多也是家常便饭。尤其令人不解的是，90年代的女孩子们，对于性、爱情、婚姻等问题似乎都不大当回事。五六十年代女孩子们羞于启齿的那些词，比如“恋爱”“结婚”等，她们都能满不在乎地脱口而出，甚至在大庭广众之中像说吃饭喝水洗衣服一样说到诸如“做爱”这样的词，令老一辈人瞠目结舌大摇其头。问题并不在于她们说了什么，而在于她们在说这些时的那种无所谓和不动声色，那种坦然、淡然、超然和随意。看来，新一代的女性真是大不同于前，而近一二十年的变化也绝不小于世纪之初。随便举个例，据说，有一种观点在九十年代的女孩子们之间颇为流行：最好找两个男人，一个当丈夫，给自己做饭；一个当情人，和自己做爱。这可真是“与传统观念彻底决裂”了，只不过其内容与形式都和女红卫兵大相径庭罢了。

然而传统的力量依然存在。在一个人们似乎不大有思想准备的夜晚，凯丽扮演的刘慧芳忽然大爆冷门，又几乎在一夜之间占领了全国的电视频道。人们这才惊讶地发现，弄了半天，似乎还是咱们中国那些贤惠、温柔、善良、忍让的传统女性好。

几乎与此同时或稍后不久，一股“女红热”也在大学校园里悄然兴起，并成为当前讨论的一个热点。历史转了一个大圈，似乎又回到了原地。这才真让人哭笑不得呐！

看来，要对这一系列的风云变幻作结论，显然还为时太早。

的确，要描述和评说这将近一百年间中国妇女的变化，无疑是太复杂的事情；而前面的述说，当然也难免粗疏和偏漏，甚或有荒谬错误之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毕竟是一个妇女解放的世纪，也毕竟是一个充满着艰难困苦、反复曲折，因而风波迭起、险象环生的世纪。在这样一个世纪探索前行，什么问题都可能遇到，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因此一切现象都属正常，一切变化都有道理，既毋庸大惊小怪，也不必“觉今是而昨非”。重要的是对此持一种客观、冷静、理智、科学的态度，则对于我们今后的事业，必有所裨益。

更何况，我们还应该看到，较之旧中国，新中国的男人和女人，应该说是更像男人和女人了。他们无论在体格上，还是在心理上，较之“东亚病夫”和“王朝顺民”，都有了质的变化和飞跃，尤其是有了对自身进行认识和反思的能力，这才提出了“女人越来越不像女人”或“男人越来越不像男人”的问题。要言之，这些问题的提出，并非意味着我们的状况有多么糟糕，而只意味着我们对自身人格塑造的要求越来越高，这才表现出对现状的不满。无疑，这是一种进步的表现。

同样的，要展望中国女性的未来，也是一个太复杂的问题，我们将留到本书的最后再去讲它。这里要说的是，“女人越来越不像女人”，绝不单方面的只是女人的事，正如“男人越来越不像男人”不是男人单方面的事一样。作为矛盾对立统一的双方，男人和女人形象的重塑都既有赖于自己，也有赖于对方。没有健全的男性，就没有健全的女性。同理，没有健全的女性，也就不会有健全的男性。当然，没有健全的男性和女性，也就没有健全的人性，而没有健全的人性，就不会有健全的社会。在大力提倡精神文明的今天，这无疑又是一个极有意义的课题。

问题看来已经比较明朗了：既然男性和女性都只有在对方那里才能展现自己的特征，也只有在对方那里才能得到自己的生成，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先来考查一下中国社会的男女关系，考查一下它的历史及其得失。

显然，这就必须谈到中国社会中曾经有过的种种男女关系。

当然，也就不能不谈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