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月何曾照沟渠

——读《史记》《汉书》之《晁错传》

晁错之死

晁错是穿着上朝的衣服（朝衣）被杀死在刑场的。

晁错的这种死法，常常使读书不细的人误以为他死得很体面。这事要怪司马迁。司马迁在为晁错作传时用了“春秋笔法”，说“上令晁错衣朝衣斩东市”，似乎是皇帝给晁错留面子，让他穿着朝服去死，享受了“特殊待遇”。班固就没有司马迁那么厚道，不客气地揭老底说“绐载行市”（其实司马迁也说了这话，只不过是在《吴王濞列传》）。绐，就是诳骗。晁错是被骗到刑场的。奉旨前去执行命令的首都卫戍司令兼公安部长（中尉）陈嘉大约并没有告诉晁错朝廷要杀他，晁错也以为是叫他去开会，兴冲冲地穿了朝服就上车，结果稀里糊涂被拉到东市，腰斩了，连遗嘱也没来得及留。我们不知道，刑前有没有人向他宣读判决书。但可以肯定，晁错之死，没有经过审判，也没有给他辩护的机会。

这实在可以说是“草菅人命”，而这个被“草菅”了的晁错也不是什么小人物。他是西汉初年景帝朝的大臣，官居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是个什么官呢？用现在的话说，相当于副总理兼监察部长。所以晁错的地位是很高的。一个高官不经审判甚至在身着朝服时就被处死，只有两种可能。一是事情已经到了非常紧迫的程度，二是对手痛恨此人已经到了不顾一切的地步。现在看来，晁错的死，两种情况都存在。

先说事情的紧迫。

晁错被杀的直接原因是“削藩”。晁错是一有机会就要向汉景帝鼓吹削藩的。而且，正是因为他的极力主张和一再鼓吹，景帝才最终下了削藩的决心。什么是“削藩”呢？简单来说，就是削减藩国的辖地。所谓“藩国”，就是西汉初年分封的一些王国。这些王国的国王，不是皇帝的兄弟，就是皇帝的子侄，是大汉王朝的既得利益者。削藩，无疑是要剥夺他们的权力，侵犯他们的利益，这些凤子龙孙岂能心甘情愿束手就擒？所以，削藩令一下，最强大的两个王国——吴国和楚国就跳了起来。吴王刘濞和楚王刘戊联合赵王刘遂、胶西王刘卬、济南王刘辟光、淄川王刘贤、胶东王刘雄渠起兵造反，组成七国联军，浩浩荡荡杀向京师，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七国之乱”，也叫“吴楚之乱”。

七国兴乱，朝野震惊，舆论哗然。景帝君臣一面调兵遣将，一面商量对策。这时，一个名叫袁盎的人就给景帝出了个主意。袁盎说，吴楚两国，其实是没有能力造反的。他们财大气粗不假，人多势众也不假，但他们高价收买的，不过是一些见利忘义的亡命之徒，哪里成得了气候？之所以贸然造反，只因为晁错怂恿陛下削藩。因此，只要杀了晁错，退还削去的领地，兵不血刃就能平定叛乱。袁盎是做过吴国丞相的，说话的分量就比较重一点。何况这时景帝大约也方寸已乱，听了袁盎的建议，就起了丢卒保车的心思。

不能说袁盎的主意没有道理，因为吴楚叛乱确实是以“请诛晁错，以清君侧”为借口的。打出的旗号，则是“存亡继绝，振弱伐暴，以安刘氏”。什么叫“清君侧”呢？就是说皇帝身边有小人，要清理掉。这个“小人”，具体来说就是晁错。那好，你们不就是要“清君侧”吗？如果晁错已诛，君侧已清，你们还反什么反？

事实证明，袁盎的这个主意并不灵。晁错被杀以后，七国并未退兵，作为汉使的袁盎反倒被吴王扣了起来。袁盎给汉景帝出了诛杀晁错的主意后，被任命为“太常”（主管宗庙礼仪和教育的部长），出使吴国。袁盎满心以为吴王的目的既已达到，应该见好就收。谁知道这家伙的胃口已经被吊起来了，根本不把袁盎和朝廷放在眼里，不但连面都不见，还丢下一句话：要么投降，要么去死。这下子袁盎可就哑巴吃黄连了。虽然后来他总算从吴营中逃了出来，却也从此背上了一个恶名：挑拨离间，公报私仇，谗言误国，冤杀功臣。

实际上当时就有人为晁错鸣冤叫屈，对袁盎不以为然。晁错被杀以后，有一个名叫“邓公”的人从前方回京，向汉景帝汇报军情。邓公的官职是“谒者仆射”（宫廷卫队长郎中令的属官），级别“比千石”，此刻被任命为校尉（比将军低一级的武官），将兵平叛。汉景帝问邓公：晁错已经杀了，吴国和楚国应该退兵了吧？邓公却回答说，怎么会退？吴王图谋造反，准备了几十年，所谓“诛晁错，清君侧”，不过是个借口罢了，“其意非在错也”（他们的意图并非诛杀晁错）。所以，吴国和楚国是不会退兵的，天下人的嘴巴却恐怕会闭起来，不敢再说话了（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复言）。景帝问他为什么。邓公说，晁错为什么要主张削藩？是因为担心诸侯过于强盛，尾大不掉，威胁中央政权，这才提出要削减藩国辖地，以提高京师地位。这是我们汉家社稷的千秋大业和万世之利呀！可是，他的计划才刚刚开始实行，自己却被冤杀于东市，这不是“内杜忠臣之口，外为诸侯报仇”，做了令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吗？“臣窃为陛下不取也！”景帝听了以后，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默然良久”，才叹了一口气说，你说得对，朕也是追悔莫及啊！

其实，把错杀晁错的责任都算到袁盎身上，也是冤枉的。因为袁盎当时的身份，只不过一个被罢了官的庶人；他向景帝提出的，也只不过一项“个人建议”。然而处决晁错却是正式打了报告的。打报告的是一批朝中大臣，包括丞相陶青、中尉陈嘉、廷尉张欧（颜师古注欧音区）。当时的制度，中央政府的高级官员是“三公九卿”。三公就是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丞相是最高行政长官，相当于总理或行政院院长；太尉是最高军事长官，相当于三军总司令；御史大夫是副丞相兼最高监察长官，相当于副总理兼监察部长。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合起来就是“宰相”。所以宰相是三个，不是一个。部长则有九个，叫“九卿”。陈嘉担任的中尉，张欧担任的廷尉，都是卿。尉，是武官。那时军警不分，尉可能是军官，也可能是警官，还可能是军官兼警官，职责取决于“尉”前面的那个字。比方说，太，是“最高”的意思，太尉就是全国最高军事长官。中，是“宫廷”的意思，也代表“京师”，和外地的“外”相对应。中尉的职责，是负责京城的治安，所以中尉就是首都卫戍司令兼公安部长。廷，则是“朝廷”的意思。廷尉的职责是掌管刑律，所以廷尉就是司法部长兼最高法院院长。一个政府总理，一个公安部长，一个司法部长，三个人联名弹劾晁错，分量是很重的。

拟定的罪名也很严重，是“亡臣子礼，大逆无道”。申请的处分，则是“错（晁错）当要斩（腰斩），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也就是没分家的亲人无论老幼统统砍头（弃市是景帝时确定的一种死刑，意谓“刑人于市，与众弃之”）。对这个弹劾，汉景帝的批示是“同意”（制曰可），而且派中尉陈嘉把晁错找到，立即执行，连招呼都没打一个。

所以，晁错不但死得很冤，死得很惨，还死得很窝囊。

不过，正如“请诛晁错，以清君侧”只是吴楚起兵的借口，“亡臣子礼，大逆无道”也不是晁错被杀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削藩。所以，要知道晁错该不该死，就得先弄清楚“削藩”是怎么回事。

削藩其事

我们知道，秦汉，是中国国家制度发生重大变化的重要转折时期。秦始皇兼并六国，则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因为它彻底颠覆了旧制度，建立了一种新制度。这个旧制度，就是“邦国制”，历史上叫“封建制”，也就是把天下分封给诸侯，建立各自为政的“邦国”。这个新制度，就是“帝国制”，历史上叫“郡县制”，也就是把原来的“许多国家”变成“一个国家”，把原来各自为政的“邦国”变成中央统一管理的“郡县”。这也是秦汉以后、辛亥革命以前一直实行着的制度，我在《好制度，坏制度》一文中有介绍。不过，刚开始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赞成“郡县制”，很多人主张继续实行“封建制”，还把秦王朝“二世而亡”的原因归结为没有“封建”（分封诸侯）。迫于无奈，刘邦在建国初期，只好实行“一个王朝，两种制度”的方针：京畿地区，实行“郡县制”，由中央政府统一领导；外围地区，实行“封建制”，封了许多王国，由王国的国王自行治理。当时的意思，是要让他们充当中央政权的屏障，也就是“藩”。藩，就是篱笆的意思（藩篱）。所以这些国家就叫“藩国”，这些国家的君主就叫“藩王”，他们到自己的封地去则叫“之国”或“归藩”。这样一种郡县与封建并存的制度，就叫“郡国制”。

不过，刘邦在实行“一朝两制”时，也留了一手，即只准同姓封王，不准异姓封王。为此，还杀了一匹白马来做盟誓，叫“白马之盟”。后来，吕后破坏这个规矩，封姓吕的做王，就被视为“乱政”，最后被武力平定。平定诸吕的功臣，就是后来平定七国之乱的将领——太尉周亚夫的父亲周勃。

其实同姓封王也未必靠得住。比如这回带头造反的吴王刘濞，就靠不住。刘濞是刘邦他哥刘仲的儿子。古人兄弟排行，叫“伯仲叔季”。刘邦出身平民，家里没什么文化，就用这“伯仲叔季”来做名字。刘邦叫刘季，其实就是“刘小”。他哥刘仲其实就是“刘二”。刘二是个没有用的，他儿子刘濞却能干，为刘邦立下汗马功劳。那时刘邦正发愁吴越一带没有一个得力的王侯去镇守，就封刘濞做吴王。不过刘邦马上就后悔了，因为他觉得刘濞的样子似乎有“反骨”。但是君无戏言，覆水难收，封都封了（已拜受印），改不过来，只好摸着刘濞的背说：五十年以后东南有人作乱，不会是你吧？天下同姓是一家，你可千万别造反。刘濞立马跪在地上磕头如捣蒜，说侄臣哪敢呀！

这当然只能作为故事来听。刘濞造反并不因为他身上有“反骨”，晁错削藩也并不因为刘濞要造反。晁错大讲特讲削藩时，刘濞还没造反哪！事实上，削藩不是针对哪一个诸侯的，而是针对“郡国制”的。按照这种制度，藩王们是有实权的。他们有自己的领土、政府、军队和财政收入，俨然“独立王国”。如果地盘大，人口多，资源丰富，其实力便很可能超过中央政府，比如刘濞的吴国就是。吴国地处长江中下游，富饶之国，鱼米之乡。吴王煎矿得钱，煮水得盐，富甲一方，势可敌国。长此以往，势必尾大不掉，成为中央政权的心腹之患。这就要钳制，要打击，要削弱其势力。这就是“削藩”——先裁减其领地再说。

但是这有风险。因为没有哪个藩王是愿意被“削”的。人家到嘴的肥肉，你生生地夺了去，就连阿猫阿狗都不会愿意，何况凤子龙孙财大气粗的藩王？那不逼得他们狗急跳墙才怪！所以景帝和群臣都很担心，我们削藩，他们会不会造反？晁错却不以为然。晁错说：“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也就是说，削藩，他们造反；不削藩，他们也会造反。现在削藩，他们马上就反，但是为害尚小。暂不削藩，他们反得迟一些，但是后患无穷。因为那时他们已羽翼丰满，存心造反，你可怎么收拾？所以得“先下手为强”。

可见，削藩，是建立在藩国必反的前提下的。那么，吴王他们果真要反吗？

这当然也不是一点依据都没有。比如前面提到的邓公，就说过“吴王为反数十年矣”的话。吴王自己，也说他“节衣食之用，积金钱，修兵革，聚谷食，夜以继日，三十余年矣”。但这也只是一说，而且都是事后说的。事实上，吴王造反，事前并无证据。“七国之乱”平定后，政府军在他们那里也没找到什么“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反，《史记》《汉书》都说“吴王濞恐削地无已，因以此发谋，欲举事”，或者“吴王恐削地无已，因欲发谋举事”，即都认为吴王的造反是削藩逼出来的，也可以说是“正当防卫”或“防卫过当”。至于晁错弹劾楚王和胶西王的那些事，比如楚王在太后丧期乱搞女人，胶西王卖了官爵，也都不能说是“罪大恶极”。当然，晁错是御史大夫（副总理兼监察部长），弹劾这些诸侯是他分内的工作。但如果以此作为削藩的理由，那就是找茬子了。

不过，吴王不反，不等于别人不反；此刻不反，不等于将来不反；刘濞本人不反，不等于他的儿子孙子不反。曹操没有篡位，曹丕不是篡了？朱元璋一死，燕王朱棣不就反了？而且口号也是“清君侧”。当然，曹丕也好朱棣也好，都是后来的事，我们不能据此反推刘濞或他的儿子孙子也是要造反的。但诸侯坐大，对于皇权确实是威胁，曹丕和朱棣就是证明。所以，站在帝国的立场，削藩确实是对的。如果任由诸侯拥兵自重，造反的事就迟早会发生。我们不能不佩服晁错的深谋远虑。

何况正如黄仁宇先生所言：“根据当日的观念，造反不一定要有存心叛变的证据，只要有叛变的能力也可以算数。”（《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何况刘濞不但有能力，也有形迹，比如靠着财大气粗，广散钱财，招兵买马，笼络人心，而且专门招募那些亡命之徒。这不是想造反又是什么呢？汉景帝也说，吴王大力发展铸铜和煮盐产业（吴王即山铸钱，煮海为盐），用这些收入来吸引人才（诱天下豪桀），一大把年纪了还公然造反（白头举事），如果没有万无一失的准备，会跳出来吗（若此，其计不百全，岂发乎）？所以，灭吴，也不算冤。

其实，就算吴王刘濞是冤枉的，这个冤大头也只好由他来当。因为削减藩国领地，削弱诸侯势力，最终取消封建制的藩国，将“半封建半郡县”的“郡国制”变成彻底的“郡县制”，是历史的必然趋势；而郡县与封国并行的“郡国制”，则是新旧两种制度讨价还价和政治妥协的结果，是汉代统治集团在建国之初的权宜之计。而且，这种不伦不类的制度给西汉统治集团带来了不小的麻烦，不是异姓王造反，就是同姓王叛乱。柳宗元在他的《封建论》里就说了这个问题。柳宗元说，公元前201年，韩王信反。高祖前往平叛，被困七天。这就是“困平城”。公元前196年，淮南王英布反，高祖又前往平叛，被流矢所中，第二年就一命呜呼了。这是“病流矢”。此后，惠帝刘盈、文帝刘恒、景帝刘启，“陵迟（衰微）不救者三代”。相反，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却充分地体现出它的优越性。秦末天下大乱，然而“有叛人而无叛吏”（有起来叛逆的民众却没有起来叛逆的官员）。汉初天下大乱，然而“有叛国而无叛郡”（有起来叛逆的封国却没有起来叛逆的郡县）。中唐天下大乱，然而“有叛将而无叛州”（有起来叛逆的将领却没有起来叛逆的州府）。历史证明，郡县制是有利于帝国之长治久安的。

既然迟早要削藩，那么“长痛不如短痛”。既然决心要削藩，那就不能“吃柿子专拣软的捏”。不论从哪个角度看，吴王都首当其冲。只有把吴楚这两个最强最大最牛逼的王国压下去，其他诸侯才会就范。所以，晁错的话——“削之亦反，不削亦反”，真不如改成“反之亦削，不反亦削”，总之是要拿他开刀，没什么冤不冤的。

是非功过

现在看来，汉景帝这一刀是开对了。“七国之乱”平定后，汉初分封的王国有的变成了郡县，有的分裂成小国，大都名存实亡。这就为汉武帝的大显身手创造了条件，汉的国祚也因此延续了三百多年。所以，司马迁把景帝一朝称作“安危之机”，史家也公认削藩乃“治安之策”。从此，“封建制”和半封建半郡县的“郡国制”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以后的历代王朝，虽然也分封子弟，但都是只有虚名没有实权的，唯独西晋是个例外。西晋开国以后，又倒退到西汉初年的“半封建半郡县制”，结果是酿成“八王之乱”，自取灭亡。

这样看，晁错岂非高瞻远瞩？

实际上，藩国过于强大，必定威胁中央，对于这一点，许多人都有共识。晁错的死对头袁盎，就对汉文帝说过“诸侯大骄必生患，可适削地”的话。当然，袁盎说这个话，只是针对骄横无礼的淮南厉王刘长，不像晁错那样把削藩看作基本国策。但要说当时的朝廷重臣都是糊涂虫，鼠目寸光，尸位素餐，都不如晁错高瞻远瞩，深谋远虑，恐怕也不是事实。

然而晁错却几乎遭到一片反对，甚至“国人皆曰可杀”，这又是为什么？

这里有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当时的意识形态和治国理念所使然。我们知道，秦，是以法家思想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汉，在武帝以前，则以道家思想为国家意识形态。汉景帝的亲娘窦太后，更是一个极其尊崇道家学说的人，以至于“景帝及诸窦不得不读《老子》尊其术”。所以，汉景帝母子君臣，大约都是“黄老门徒”，只不过窦太后是个“死硬派”，汉景帝的态度要温和一些。有一次，儒生辕固和道家黄生辩论汤武革命的事。黄生说，帽子再破，也得戴在头上；鞋子再新，也得穿在脚下。商汤是夏桀的臣，怎么能代夏而立？周武是殷纣的臣，又怎么能代商而立？所以，汤武不是革命，而是谋反。辕固反问：照你这么说，我们高皇帝代秦而立，也不对了？汉景帝一看情况不对，只好打圆场说：吃肉不吃马肝（有毒），不算不知味道。做学问不讨论汤武革命，不算没有知识。

汉景帝给儒道两家的争论和了稀泥，窦太后就没有那么好说话了。窦太后把辕固叫了去，要他读《老子》。辕固撇了撇嘴巴说，这是家奴童仆之书。窦太后勃然大怒，要辕固到角斗场和野猪搏斗，多亏景帝挑了把好刀给他，这才死里逃生。我们知道，景帝一朝，窦太后也是当家人，对当时政治的影响很大。她老人家态度如此，大家自然也都是信奉道家的。

那么，道家的治国理念是什么呢？是“清静无为”。他们追求的是“垂衣裳而天下治”，讲究的是“治大国若烹小鲜”，主张的是“以静制动以柔克刚”，相信的是“一动不如一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什么叫“治大国若烹小鲜”呢？就是说，治理一个大国，就像煎小鱼小虾，只能文火慢熬，不能大动干戈。所以，即便要削藩，也只能慢慢来，火到猪头烂，功到自然成。像晁错那样急火攻心，还能不坏事？

第二个原因，是大家都认为七国造反，全是晁错惹的祸。刘濞有没有问题？有。比如“称病不朝”就是。称病不朝当然是“失藩臣之礼”。但刘濞装病是有原因的，原因就是他的太子入朝觐见的时候，由于一点小事被当时还是皇太子的汉景帝杀了，从此两家关系不好。以后又怕皇帝杀他，就更不肯来朝了。所以，装病，“计乃无聊”。后来，文帝赐吴王几杖，又准其告老不朝，关系也就改善了。可是晁错偏偏没事找事，引火烧身，摸那老虎的屁股，终于惹下大祸。那么，不整治他，整治谁？

当然，七国之乱是不是晁错惹的祸，可以讨论。即便是晁错惹的祸，是不是一定要让他去顶罪，也可以讨论。问题是，当时竟然没有一个人帮他说话，袁盎“诛晁错”的建议反倒代表了大多数人的意见。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他在朝中十分孤立。这也是晁错被杀的第三个原因——他这次不但“犯了众怒”，而且平时就“不得人心”。

毫无疑问，对于所谓“不得人心”也要做分析，看看是不得哪些人的心。问题在于晁错的对立面恰恰不是小人。袁盎就不是。袁盎是一个正义耿直的人。当他还只是个秩比六百石的“中郎”（侍卫官）时，就敢对汉文帝说平定了诸吕之乱的绛侯周勃只是功臣（有功之臣），不是社稷臣（和国家休戚相关、和君王生死与共、和朝廷肝胆相照的栋梁之臣），气得周勃痛骂袁盎，说我和你哥是哥们，你小子却在朝廷上诽谤我！后来，周勃被免去丞相职务，回到自己的封国。封国的人落井下石，告他谋反。周勃被捕下狱，满朝文武噤若寒蝉（宗室诸公莫敢为言），挺身而出为他辩诬的，却是当年说他“坏话”的袁盎（唯袁盎明绛侯无罪）。周勃的无罪获释，也多亏了袁盎的努力（绛侯得释，盎颇有力）。可见袁盎的为人是很正派的。这样的正直之士，难道是小人？

袁盎也是一个宅心仁厚的人。他担任陇西都尉时，“仁爱士卒，士卒皆争为死”。担任吴国丞相时，手下有人和他的婢女偷偷相爱（有从史尝盗爱盎侍儿）。袁盎知道后，装聋作哑，置若罔闻，并不追究。后来，这个下属听说东窗事发，畏罪潜逃，袁盎又亲自把他追了回来，将婢女赐给他，还让他担任原来的职务。七国之乱时，袁盎被吴王扣押在军中，看守他的军官碰巧就是此人，于是袁盎得以逃脱。可见袁盎的为人是很厚道的，他的好心也得到了好报。这样的仁恕之士，难道是小人？

实际上袁盎在朝廷享有崇高的威望，在江湖上也享有崇高的威望。文帝时著名的大法官张释之就是他发现并推荐给朝廷的，武帝时著名的直肠子汲黯也非常仰慕他（常慕傅柏、袁盎之为人也）。汲黯是被认为几近“社稷之臣”（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的人。他也常常不给皇帝面子（数犯主之颜色），直言不讳批评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的就是他，讽刺汉武帝用人就像堆柴火“后来居上”（该成语即典出于此）的也是他。汉武帝对他是又敬又怕，礼遇甚隆，甚至让他三分。大将军卫青入侍宫中，汉武帝坐在马桶上就见了。丞相公孙弘平时晋见，汉武帝衣冠不整就见了。但如果是汲黯来了，汉武帝一定衣冠楚楚，郑重其事地接见。这样的人都敬重仰慕袁盎，袁盎难道会是小人？

袁盎还是一个侠肝义胆的人。他的朋友也多为侠义之士，比如季布的弟弟季心。季布、季心这哥俩都是“为气任侠”的。季布的特点是“一诺千金”，季心的特点是“勇冠三军”。季心做中尉司马时，连他的长官——中尉郅都对他都客客气气。郅都是景帝和武帝时期有名的酷吏，外号“苍鹰”，行法不避权贵，皇亲国戚见了他都侧目而视，他也不把那些凤子龙孙放在眼里，却唯独尊敬季心。郅都尊敬季心，季心则最为尊敬袁盎。季心住在袁盎家里时，把袁盎当作自己的长辈，把灌夫和籍福当作自己的弟弟。灌夫和籍福也是侠义之人。灌夫的特点是“刚直使酒，不好面谀”，籍福的特点是“左右逢源，善与人谋”。这两个也都是侠义之士。此外还有剧孟。剧孟也是大侠。袁盎曾经说过，一个人有了危难，上门求救，不推托说父母尚在，也不装着不在家的，除了季布的弟弟季心，大约就只有剧孟了。袁盎与季心、剧孟、灌夫、籍福等人为伍，可见袁盎的为人是很慷慨的。正因为袁盎兼有国士和侠士之风，所以他其实是死于国难——因为反对梁王刘武谋取储君地位而被刺身亡。而且，梁王派来的第一个刺客还不忍心对他下手。这样的死国之士，难道是小人？

其实，不但袁盎不是小人，其他反对晁错的人也不是。比如和丞相陶青、中尉陈嘉联名上书要杀晁错的廷尉张欧，就是“忠厚长者”。此公当司法部长兼法院院长时，但凡发现案子有疑点，就一定退回去重审；实在证据确凿罪无可赦，则流着眼泪向被告宣读判决书，送他们上路，保证要让囚犯死而无憾。所以《史记》和《汉书》都说他“其爱人如此”。这样一个人如果也主张杀晁错，那么，晁错恐怕就当真有点问题了。

晁错其人

晁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史记·袁盎晁错列传》说，晁错是颍川（在今河南省境内）人，早年追随轵县人张恢学习申不害、商鞅的“刑名之学”，搁在现在，就是政法学院或政法专业毕业的。学成之后，参加太常寺的博士考试，因为文字功夫好而当上了太常掌故（以文学为太常掌故）。太常掌故是太常寺里的一个小吏。太常也叫奉常，寺就是部。汉代的太常寺相当于隋唐以后的礼部，掌管宗庙祭祀和礼仪，也管教育，负责选试博士。那时的“博士”不是学位，是官职，战国时期就有，秦汉因之，职责是“掌通古今”，也就是掌握古往今来的历史知识，以备皇帝顾问和咨询。太常寺博士考试的结果分为两等，一等的叫甲科，二等的叫乙科。甲科出身的补郎，乙科出身的补吏。郎，就是宫廷侍卫官；吏，就是政府办事员。一个年轻人，在皇帝身边做几年郎，便很容易升上去，吏要升官就难一些。所以郎的出身和出路都比吏好。太常掌故就是乙科出身的小吏，级别百石。汉制，副县级的吏员秩四百石至二百石，叫长吏（长字读上声）；百石以下的，叫少吏（少字读去声）。太常掌故就是这样一个相当于主任科员（科级干部）的“少吏”。

这位正科级的少吏时来运转，是因为被朝廷选派出去学《尚书》。我们知道，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许多学问几乎失传，以至于“孝文帝时，天下无治尚书者”，精通《尚书》的只剩下一个“济南伏生”。可是当朝廷发现他时，这位“故秦博士”已经九十多岁了，“老不可征”，只好诏令太常寺选派可造之材到老先生家里去学（往受之）。苍天有眼，太常寺选中的年轻人就是晁错。这下子晁错的学问大长，名声也大振，说起话来头头是道。文帝发现了这个人才，便任命他做太子府的官员。先是做太子舍人，以后做门大夫，最后做到太子家令。太子家令的级别是秩八百石，可以算是“中层干部”了。

家令虽然比不上太子太师、太子太傅或太子太保，晁错对后来的景帝影响却很大。此公“学贯儒法”，口才又好，经常在太子面前“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太子便对他“有点崇拜”（以其辩得幸太子），太子的家人也都称他为“智囊”。“智囊”这个词，最早用在秦惠王的弟弟樗里子（樗音初）的身上。樗里子这个人，大约是足智多谋的，故“秦人号曰智囊”，并有“力则任鄙，智则樗里”的谚语。可见“智囊”是一个很高的评价（颜师古的解释是“言其一身所有皆是智算，若囊橐之盛物也”）。显然，晁错也是个有才华的人。

晁错还是一个有思想的人。他和同时代的贾谊（二人均诞生于公元前200年），堪称西汉初年最有头脑的政治思想家；他的《论守边疏》《论贵粟疏》和贾谊的《治安策》《过秦论》被誉为“西汉鸿文”。一个人有了思想，就总想表达出来。如果这思想是关乎政治的，则还会希望实行。所以，晁错在太子府的时候，便屡屡上书言事，对时政发表意见。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言守边备塞，劝农力本，当世急务二事”。这篇疏文在收入《汉书》时，被分成两个部分。言“守边备塞”的那一部分（即《论守边疏》）收入《晁错传》，言“劝农力本”的那一部分（即《论贵粟疏》）收入《食货志》。我们现在读这些文章，仍然能感觉到晁错是很了不起的。

就说“言守边备塞”。

所谓“守边”，其实也就是防御匈奴。作为北方的游牧民族，匈奴一向是“中国”的大患。用晁错的话说，就是“汉兴以来，胡虏数入边地，小入则小利，大入则大利”。这实在让人恼火。所以晁错也是主张对匈奴用兵的，还比较了匈奴与“中国”的长短优劣，得出“匈奴之长技三，中国之长技五”的结论。这里要说明一下，就是当时所谓“中国”，和我们现在所说的“中国”，并不是同一个概念。当时的“中国”，是“中央之国”的意思。古人认为，天下五方，东西南北中。中央居住华夏民族，四方居住其他民族。其中，住在东方的叫作“夷”，住在南方的叫作“蛮”，住在西方的叫作“戎”，住在北方的叫作“狄”。华夏民族既然住在中央，当然是“中国”。“中国”之“长技”既然多于匈奴，当然可以战而胜之。因此，晁错主张，用“以一击十之术”，“兴数十万之众，以诛数万之匈奴”。

对于这个“纸上谈兵”的建议，文帝表示嘉许，但并未当真采纳。于是晁错又提出新的建议，这就是《论守边疏》的内容。

晁错认为，秦代的戍边失败，在于决策有误；匈奴的难以对付，在于流动不居。秦有什么错误呢？第一个错误，是动机不纯。秦始皇的目的，不是为了保卫边疆救助人民（非以卫边地而救民死也），而是为了满足贪欲扩大地盘（贪戾而欲广大也），结果“功未立而天下乱”。第二个错误，是方法不对。秦王朝的办法，是调遣内地军民轮流戍边。内地军民千里迢迢赶到边疆，既不熟悉情况，又不服水土，结果是作战则被人俘虏（战则为人禽），驻守则自取灭亡（屯则卒积死），到了边疆的死在边疆（戍者死于边），走在路上的倒在路上（输者偾于道），不过徒然地劳民伤财而已。第三个错误，是政策不好。晁错认为，但凡军民人等甘愿坚守战斗到死也不投降败退（凡民守战至死而不降北者），都是有原因的（以计为之也）：要么是因为“战胜守固”能获得封赏，要么是因为“攻城屠邑”能掠得财物，这才赴汤蹈火视死如归（蒙矢石，赴汤火，视死如生）。可是，秦代的戍卒只有千难万险（有万死之害），没有半点好处（亡铢两之报）。一个人战死之后，他的家人连减免一百二十钱赋税的待遇都享受不到（死事之后不得一算之复），谁还肯前赴后继？所以秦代的军民，无不视疆场如刑场，视戍边为送死（秦民见行，如往弃市），还没走到半路就准备叛变了，陈胜就是例子。这是秦人的错误。

匈奴的特点，则是流动性强。他们就像野生动物一样，自由自在地生活在大自然中（如飞鸟走兽于广野）。条件好就停下（美草甘水则止），条件不好就搬走（草尽水竭则移）；一会儿在这里，一会儿在那里（往来转徙）；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时至时去）。这是他们的生存方式（此胡人之生业），也是难以对付的原因。试想，匈奴人来了，朝廷派不派兵呢？不派，“边民绝望而有降敌之心”；派，派少了不管用，多派一点，则我们的部队还没到，匈奴人就跑得无影无踪。还有，派去的部队，是留下呢还是撤走呢？留下，朝廷耗资巨大；撤走，匈奴接踵而来。连年如此，中国就又穷又苦又不安宁了。

因此，晁错主张改革边防军“一岁而更”（一年轮换一次）的制度，用免税、赐爵、赎罪等办法，鼓励那些在内地生存有困难的人向边疆移民，安营扎寨，屯垦戍边。这些内地移民以他乡作故乡，视卫国为保家，必能“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因为国家利益和他们的个人利益已连为一体，而且也没有敌情不明水土不服的问题。移民解决了生计，国家节约了军费，边防得到了巩固，人民得到了安宁，岂非两全其美？

这是一个好主意，因此被采纳（上从其言，募民徙塞下）。言“劝农力本”的主张也被采纳，其他如“削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等则被拒绝（孝文虽不尽听）。不过文帝还是很欣赏他的才华（奇其材），调他做了中大夫。中大夫也是郎中令的属官，秩比八百石，和太子家令级别一样，但职责不同，是“掌论议”。

晁错终于如愿以偿，参与朝政了。这也正是他的宿命。他这个人，是不甘寂寞的；而历史选择他来唱削藩这场大戏的主角，也绝非偶然。

可惜，历史选错了人。

历史之错

晁错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有才华的人，有思想的人，不甘寂寞的人，但不等于是一个适合搞政治的人。他其实只适合做“政论家”，并不适合当“政治家”。

晁错的第一个问题，是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他在太子府的时候，和朝廷大臣的关系就不好［太子善错计策，爰盎（袁盎）诸大功臣多不好错］，进入中枢以后就更是关系恶劣。公元前157年，文帝驾崩，景帝即位，任命晁错为“内史”。内史的职责是“掌治京师”，相当于京城的市长，是首都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级别则是秩二千石。晁错一下子越过秩千石的副部级（丞），变成和九卿（部长）平起平坐的“部长级干部”，自然春风得意，也认为有了施展政治抱负的舞台，便不断向景帝提出各种建议（常数请间言事），景帝也言听计从（辄听）。结果是“宠幸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成为炙手可热的权贵。

俗话说，树大招风。朝廷大臣对这个靠着能言善辩、夸夸其谈，一路青云直上的家伙原本就心怀不满，现在见他今天改革，明天变法，把原来的秩序搅得一塌糊涂，弄得上上下下不得安宁，便恨透了这根“搅屎棍子”。第一个被惹毛了的是丞相申屠嘉，当时就找了个岔子要杀他。事情是这样的：晁错因为内史府的门朝东开，出入不方便，就在南边开了两个门，把太上皇庙的围墙（堧垣）凿穿了。这当然是胆大妄为，大不敬，申屠嘉便打算拿这个说事，“奏请诛错”。晁错听说以后，连夜进宫向景帝自首（即夜请间，具为上言之）。于是第二天上朝，景帝便为晁错开脱。景帝说，晁错凿的墙，不是真的庙墙（非真庙垣），而是外面的墙（乃外堧垣）。那个地方，是安置闲散官员的（故冗官居其中），没什么了不起。再说这事也是朕让他做的。申屠嘉碰了一鼻子灰，气得一病不起，吐血而死。申屠嘉是什么人？是追随高皇帝打天下的功臣，也是文皇帝任命的宰辅重臣。这样一个人都搞不定晁错，别人又哪里斗得过？不难想见，这件事以后，晁错自然更加恃宠骄人。

这里得顺便说一下，就是申屠嘉这个人，绝非小人，司马迁称他“刚毅守节”。他“为人廉直，门不受私谒”，也就是从不在家里面谈公事，任何人都别想走后门。袁盎从吴国丞相任上回京时，曾到他家里求见。申屠嘉先是老半天不见，见面以后又冷冰冰地说，大人如果要谈公事，请到办公室找办事员谈，老夫也会替你奏明圣上；如果要谈私事，那么对不起，老夫身为丞相，没有私话可说。袁盎好歹也是王国的丞相，申屠嘉却一点面子都不给，可见其正派清廉。

申屠嘉也从不拍马屁，反倒疾恶如仇。汉文帝有个“幸臣”，叫邓通。这家伙是个小人，也是恃宠骄人（孝文时中宠臣，士人则邓通，宦者则赵同）。申屠嘉却不吃这一套，逮住把柄就问罪，邓通把头磕破了也不顶用，最后还是皇帝出面赔礼道歉说好话，才算了事。这事让申屠嘉在朝廷享有崇高威望。所以，申屠嘉憎恶晁错，就等于一大批正人君子都憎恶晁错。晁错得罪了申屠嘉，则等于得罪了一大批好人。

那么，为什么那么多人和晁错搞不来呢？除了“道不同，不相为谋”外，性格也是一个原因。晁错的性格是不好的，《史记》《汉书》都说晁错为人“峭直刻深”。什么叫“峭直刻深”？峭，就是严厉；直，就是刚直；刻，就是苛刻；深，就是心狠。这可不是讨人喜欢的性格。不难想象，晁错在朝廷上一定是咄咄逼人，逮住了理就不依不饶的。

晁错的性格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执着。他是那种认准了一条道儿跑到黑，不见棺材不掉泪的人。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和政治理想，他可以不顾一切，包括自己的身家性命。汉景帝二年八月，晁错由内史晋升御史大夫，极力推行削藩政策，引起舆论哗然。晁父特地从颍川赶来，问他说：皇上刚刚即位，大人为政用事，就侵削诸侯，离间人家骨肉，究竟是为什么？晁错说：“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晁错的父亲说，他们刘家倒是安全安稳，我们晁家可就危险了（刘氏安矣，而晁氏危矣）。我走了，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吾去公归矣）！“遂饮药死”，也就是服毒自杀了。

这当然证明了晁错的忠心耿耿，但同时也证明了他的执着。执着好不好？做一个学问家，执着是好的。做政治家，执着就不好，而且是大忌。政治家需要审时度势，见机行事，该坚持时坚持，该妥协时妥协，坚持而不失灵活，妥协而不失原则。晁错显然缺乏这种品质。

晁错是那种为了理想义无反顾一往无前的人。这样的人，往往受人崇敬，但也往往误人大事。也就是说，这种人只有“美学意义”，没有“现实意义”；作为小说人物十分好看，担任朝廷大臣就很可能误国误民。因为他的头脑中，只有“该不该做”，没有“能不能做”，而后者却恰恰是政治家必须考虑的。政治家不但要考虑“能不能做”，还要考虑是“现在就做”，还是“将来再做”。汉文帝就懂得这个道理。晁错向文帝上书，说“狂夫之言，而明主择焉”，文帝回答说：“言者不狂，而择者不明，国之大患，故在于此。使不明择于不狂，是以万听而万不当也。”也就是说，作为建议，没有什么狂妄不狂妄的；作为决策，却有英明不英明的问题。因此应该道理归道理，事情归事情，建议归建议，决策归决策，不能混为一谈。

同样，像晁错这样的书呆子，也只能让他发议论，出主意，不能让他办实事，掌实权。文章写得好的，事情不一定做得好；调子唱得高的，手段不一定高。高瞻远瞩的人，可能看不清细节；深谋远虑的人，可能看不见眼前。所谓“知人善任”，就是要把策划与执行、设计与操作区分开来，让他们各就各位。汉文帝欣赏晁错，却不委以重任授以实权，除晁错资历尚浅外，恐怕也有这方面的考虑。

可惜汉景帝没有乃父那种政治家眼光，而晁错要做的又是一件非同寻常的大事，这就惹出了天大的麻烦。

晁错极力主张要做的事情，用苏东坡的话说，是最难做的。苏东坡在《晁错论》这篇文章中，一开始就讲了这个道理。他说，一个国家一个王朝，最难对付的患难，是表面上看天下太平，实际上潜伏着危机，而且难以预测（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这是非常难办的。为什么呢？因为坐观其变，静待其时，解决问题的条件虽然更成熟，就怕那时政治已彻底糜烂，局面已不可收拾（则恐至于不可救）；如果不管三七二十一，强行着手消除隐患，则承平日久，天下无事，谁又相信我们说的危机呢（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于治平之安而不吾信）？这就两难。这个时候，只有那些“仁人君子豪杰之士”，才能挺身而出，“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绝非那些只想一蹴而就、暴得大名的人所能担当（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要知道，在大家都认为天下太平一片祥和的情况下，无缘无故地挑起一场风波（天下治平，无故而发大难之端），是要担极大的风险，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韪”的，除非你能收放自如，还能对天下人有个交代（吾发之，吾能收之，然后有辞于天下）。否则，还是不要轻举妄动的好。

削藩，恰恰就是苏东坡说的这种事；晁错，却不是苏东坡肯定的人。也就是说，决定削藩是对的（削藩其事是其事），起用晁错是错的（晁错其人非其人）。汉景帝用晁错来主持削藩之事，恐怕确实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

晁错，怎么就不是适当人选呢？

晁错之错

我们首先要肯定，晁错这个人，确有许多优点。最明显也最难得的，是既忠心耿耿又深谋远虑。唯其如此，这才冒着得罪四方诸侯的风险，顶着离间天家骨肉的罪名，力排众议，顶风而上，强行削藩。这无疑是“尽忠为汉”，他的冤死也让人扼腕叹息，班固就说“错虽不终，世哀其忠”。但问题是，难道一个深谋远虑的政治家，一定要用自己的血来祭奠自己的理想？难道“始作俑者”便当真“其无后乎”？

事情恐怕并非如此。正如苏东坡所说，人们常常只看到晁错是因为忠心耿耿而死于非命的（天下悲错之以忠而受祸），不知道他招致飞来横祸也有自身的原因（不知错有以取之也）。晁错确实深谋远虑，但他的深谋远虑，是对国家的，不是对自己的。他为国家想得很多，很深，很远，对自己的命运前途则懵懵懂懂，一无所知，甚至盲目乐观，所以《汉书》说他是“锐于为国远虑，而不见身害”。看来，即便是晁错这样的“智囊”，也不是什么问题都看得清清楚楚的。

当然，要说晁错对自身的安危一无所知一无所虑，恐怕也不是事实。至少，当他的父亲把问题的严重性指出来以后，他应该有所反省。但他却斩钉截铁地回答说：“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可见，他其实是想清楚了的。而且，正因为想清楚了，这才奋不顾身，一往无前。

这种“奋不顾身”的品质常常被人们视为一种美德，然而我们在赞不绝口的同时是不是也应该多一点思考？奋不顾身当然很崇高，但奋不顾身的人往往也很难为他人着想；而一个连自己都保不住的人，也未必保得住国家。为什么呢？因为国家并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它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组成的。因此国情其实就是人情。不懂人情的人，其实也不会懂国情。不懂国情，你又怎么保卫国家呢？

忠心耿耿也如此。忠心耿耿是优点，但往往同时也是缺点。因为忠心耿耿的人往往固执己见。他们总以为既然自己是“忠”，则持不同政见者一定是“奸”；既然自己是“一心为公”，则持不同政见者一定是“一心为私”。这又哪里听得进不同意见？如果不能广泛听取不同意见，又岂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结果是，一旦他们做出某种决定，便一定自以为是，而且一意孤行。因为在他们看来，自己的决定是为公的，不是为私的。处以公心，就无所畏惧。无私者无畏嘛！

这下子麻烦就大了。实际上，作为一个政治家，还是有所畏惧的好。有所畏惧，谋划才周全，行事才周到，计虑才周密。尤其是削藩这样风险极大的事，绝非凭着书生意气就可以进行的。书生意气只能属于书生，不能属于政治家。政治家最忌讳的，就是意气用事。政治家当然也要做非常之事，否则就不是政治家了。但是，首先，他事前一定要深思熟虑，要把来龙去脉和利害关系都想清楚了，把各种可能性都考虑周全，做好最坏的打算，才能下决心。其次，事情发生以后，他一定得临危不惧，镇定自若，不能自乱阵脚，更不能临阵脱逃。第三，对于已然发生的问题，包括种种不测，他要有足够的智慧去解决，而且是指挥若定地逐一解决。用苏东坡的话说，就是“能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可惜的是，这三条，晁错一条也做不到。

晁错主张削藩虽然很早，考虑却不周全。我们只看到他极力鼓吹削藩，却没看到他做过什么“可行性研究”，提出什么“可操作方案”。对于由此而可能导致的风险，他只有“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一句空话。诸侯反了怎么办，他是没有对策的。显然，他只想到了“应该去做”，没考虑“能不能做”，以及“如何去做”。他对削藩的困难明显估计不足，对双方的情况明显掌握不够，既不知己，也不知彼，焉能不败？还有一点也很不好：他太想尽早完成这一伟业了，因此势必急功近利，不讲策略，草率从事。这就既没能做到事先“知其当然”，又不能做到事后“徐为之图”。

更糟糕的是，他也没能做到“事至不惧”。七国反汉后，缺乏足够思想准备的汉景帝方寸大乱，心急如焚。这时，他最需要的，是晁错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来帮他解围。可惜，晁错是书呆子，不是政治家。他不但没有什么锦囊妙计，反倒手忙脚乱不知所措，情急之下竟然想出了两个馊主意。正是这两个馊主意，直接把他自己送上了断头台。

第一个馊主意是杀袁盎。吴楚七国造反后，晁错就和自己的副手、下属商量要杀袁盎。晁错是御史大夫，御史大夫的副手有两个，一个叫御史丞，一个叫御史中丞，下属就是御史。晁错说，袁盎这家伙，接受吴王的贿赂（夫袁盎多受吴王金钱），总说吴王不会造反（专为蔽匿，言不反），现在却果然反了（今果反）。我们应该杀了袁盎，就知道他们搞什么鬼了（欲请治盎，宜知计谋）。晁错的副手和下属却不赞成。副手和下属说，事情还没发生时，这么整一下，或许还有好处（事未发，治之有绝）。现在叛军都打过来了，杀袁盎又有什么用（今兵西乡，治之何益）！再说袁盎身为朝廷大臣，也不应该和吴王有阴谋（且袁盎不宜有谋）。晁错听了，犹豫不决，袁盎却得到了消息，通过窦婴求见皇上，提出了“方今计独斩晁错，发使赦吴楚七国，复其故削地，则兵可无血刃而俱罢”的对策，被汉景帝采纳，晁错也就“衣朝衣斩东市”。这可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就连司马迁也批评说：“诸侯发难，不急匡救，欲报私仇，反以亡躯。”晁错这一着，是不是臭棋？

第二个馊主意就是提出要景帝御驾亲征，自己留守京城。谁都知道，带兵打仗，是最危险的；留守京城，则是最安全的。国难当头之时，任何忠臣，都应该把危险留给自己，安全留给皇上，何况这“国难”还是你晁错惹出来的？你惹了祸，你就得有担当。正如苏东坡所说：“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然而晁错却反其道而行之，“以自将之至危，与居守至安；己为难首，择其至安，而遣天子以其至危”，这就难怪不但袁盎主张杀他，就连其他大臣也主张要杀了（此忠臣义士所以愤怨而不平者也）。实际上，像晁错这样把安全留给自己、危险留给皇上的大臣，恐怕哪个皇帝都不能容忍。所谓“烈火见真金，危难见忠臣”，晁错的这个馊主意，确实让自己的“忠”大大打了折扣。

所以苏东坡说：“当此之时，虽无袁盎，错亦未免于祸。”相反，如果晁错把危难担当起来（以身任其危），亲自率兵东向迎敌（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不让君王受到威胁和连累（使不至于累其君），皇上肯定会把他看作可以有恃无恐克敌制胜的依靠（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那么，就算有一百个袁盎，又能怎么样呢（虽有百袁盎，可得而间哉）？

这就是晁错之错了。他错在急功近利，错在专政擅权，错在自以为是，错在得意忘形，错在只有雄心壮志，没有大智大勇，只知一往无前，不知运筹帷幄。他太想做一个孤胆英雄了，不知道改革会有阵痛，成名要付出代价，再伟大的战士也是需要后援的。

非常遗憾的是，这往往也是历史上那些改革家的通病。难怪司马迁要说：“语曰‘变古乱常，不死则亡’，岂错等谓邪！”

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其实明月又何曾照沟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