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侯治蜀与“攻心联”

怎样看“攻心联”

所谓“攻心联”，是清人赵藩所撰，悬挂于成都武侯祠诸葛亮殿前的一副对联。因为它的第一句是“能攻心则反侧自消”，因此后人称之为“攻心联”，也称“能攻心联”。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编有对这一名联的研究论文集，由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于2002年12月出版，书名就叫《“攻心”联与赵藩研究》。所以，“攻心联”这一简称，是研究者们发明的，且已为学界认可，不是谁的“硬伤”。赵藩撰写此联的起因和动机，也没有争议，就是以古论今，对当时的四川总督岑春煊进行劝谏。问题在于，赵藩的“以史为鉴”，究竟是以什么史实为鉴？这就正如《“攻心”联与赵藩研究》一书的《序》所言，关系到对蜀汉政权、对诸葛亮的基本认识和评价，而且“学术界存在着分歧”。为此，我们必须先来看看原文。

此联的全文是：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很明显，这是批评，是告诫。而且，这些批评和告诫，就是针对岑春煊的。因为此人在四川的所作所为，恰恰就是既不能“审时度势”，又不能“攻心为上”，自然是“宽严皆误”。难怪岑春煊看完此联后，脸色难堪，一言不发，赵藩后来也被贬到了永宁。但赵藩这个人，既是岑总督的老师，又是岑大人的幕僚。以这样的身份，并不可以直接批评，只能借古人说事。那么，“攻心联”中所说之古人，究竟是谁？

标准答案只有赵藩能够给出，可惜我们问不到。从这个意义讲，任何学者的解释便都是“猜测性意见”，任何人也都不能以权威自居，把不同意见说成是“错误”的。此其一。第二，正因为大家都是猜测，因此不能先定调子，设立禁区，相反必须解放思想。第三，即便是猜测，也不能想当然，必须讲逻辑。怎么讲逻辑呢？先找关键词，再行排除法。“攻心联”的关键词是什么？有说是“攻心”的，有说是“好战”的，有说是“审势”的，有说是“宽严”的。这些都对。但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治蜀”，因为它是写给“治蜀者”（岑春煊）看的，讲的也是“治蜀”的事。“后来治蜀要深思”一句，是结尾，也是点题、落实。所以，“治蜀”是此联的关键词，“攻心联”也应该叫作“治蜀联”才更贴切。

找出这个关键词，搜索的范围也就确定了。赵藩联中的古人，肯定是三国时期的治蜀者。那么，是刘焉、刘禅，或者蒋琬、费祎、姜维等等吗？多半不是。因为拿他们说事，意思不大。有意思的，只可能是举足轻重的三个人：刘璋、刘备、诸葛亮。

那我们就来一个一个地看。

是刘璋吗？有可能。因为刘璋的治蜀，一般认为是失之于“宽”的。但刘璋只是“过宽”，并不“过严”，不能说他“宽严皆误”。再说他也不“好战”。所以，即便“攻心联”里有刘璋的份，那份额也不会太多。

那么，是刘备吗？也有可能。因为刘备毕竟发动过夷陵之战。硬要扣帽子，可以算是“好战”。但刘备发动这场战争要达到的目的（夺取荆州或者为关羽报仇），可不是靠“攻心”就能实现的。所谓“能攻心，则反侧自消”，在这里并不适用。至于不能“审时度势”，这个错误刘备倒是有的。具体表现，还是夷陵之战。但那只能叫“不审势，即进退失据”，不能叫“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宽严皆误”的问题，刘备有没有？有一点，但不严重，且能调整。据《三国志·简雍传》，有一年，天旱无雨，益州歉收。刘备为了节约粮食，下令禁酒。这当然是对的，但下面执法的人做得有点过分。在老百姓家里搜出了酿酒的工具，也要当作违法酿酒来处分。正好简雍和刘备一起外出散步，看见一对男女同行。简雍就说，他们要通奸，怎么不抓起来？刘备说，你怎么知道？简雍说，他们身上长着通奸的器官呀！这和家里放着酿酒的工具，不是同样的罪过吗？刘备听了哈哈大笑，立即就放了家有酿酒工具的人。这总不能说是“宽严皆误”吧？

不是刘璋，或主要不是刘璋。不是刘备，或主要不是刘备。被赵藩借来说事的，就只能是诸葛亮，或主要是诸葛亮。这也并不奇怪。“攻心联”毕竟悬挂在武侯祠诸葛亮殿前。诸葛亮不唱主角，谁唱？

这其实也没有争议。争议仅仅在于，赵藩对这位主角，或者说，他对武侯的治蜀，究竟是肯定呢，还是批评？多数人的意见认为是肯定，而且是全面肯定。具体地说，就是上联肯定诸葛亮的南征孟获是“攻心为上”，下联肯定诸葛亮对法正宽，对马谡严，均无失误。这当然也讲得通，但总觉得有些别扭。因为赵藩撰写此联的目的，是要委婉地批评和告诫岑春煊。通过赞扬诸葛亮来批评和告诫，当然也行，但总不如通过批评某个人来得有力。何况“不审势，即宽严皆误”一句，明摆着就是批评的口气。赵藩是不能直接批评岑春煊的，只能“指桑骂槐”。如果那“桑”不是诸葛亮，能是谁，该是谁？遍查蜀史，怕是找不到比这位名相更大的“桑树”了。

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诸葛亮的治蜀。我一再说过，在诸葛亮的领导下，蜀汉是当时治理得最好的国家。但同时，它又是最早灭亡的政权。这就说明，治理得最好，并不等于没有问题，没有教训。找出这些问题，总结这些教训，比一味地讴歌和颂扬，将更有益于我们今天的发展。这才是我们要讨论“攻心联”的真正原因。

那么，诸葛亮他有问题吗？

治蜀问题何在

先看诸葛亮都做了些什么。

从建兴元年（公元223年）受托永安，到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病逝军中，诸葛亮在蜀汉执政十一年。此间，他主要做了四件大事，即东和孙吴，南定夷越，北伐曹魏，内修法制。这四件事，都在《隆中对》的规划之中，可谓“既定方针”。至于结果，则有成有败，有得有失。最成功的是东和孙吴。直至蜀汉灭亡，两国关系都相当之好。后来曹魏大军兵临城下，蜀汉朝廷还有人主张投奔孙吴。最不成功的是北伐。对于诸葛亮的北伐，吴人张俨的评价是四个字：“空劳师旅”（《默记》）。今人田余庆先生的评价也是四个字：“积年无成”（《〈隆中对〉再认识》）。其实此事岂止徒劳无益，简直就是劳民伤财。用张俨的话说，就是“国内受其荒残，西土苦其役调”（《默记》），实际上加速了蜀汉的灭亡，所以是最不成功的。

这就让我突发奇想：赵藩联中“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一句，莫非说的就是北伐？

此言一出，肯定有不少人嗤之以鼻。因为谁都看得出，赵藩这话说的是“内战”，不是“外战”。为什么呢？因为有“反侧”二字。什么是“反侧”？就是“不安”。民不安，就叫“反侧之民”。心不安，就叫“反侧之心”。心存“反侧”，就不是“顺民”。因此要“攻心”，让他们“安下心来”臣服。那么，这里说的“反侧”是指曹魏吗？当然不可能。曹魏之于蜀汉，不是“反侧”，而是“敌对”。对付曹魏，也只能靠“武器的批判”，“攻心”（说服教育或怀柔政策）是没有用的。

那么，诸葛亮要“攻”谁的心？

通常的解释，是“南中”的“夷越”，也就是孟获那些人。他们原本是不肯臣服的，对蜀汉也是存有二心的。这就是“反侧”。后来，诸葛亮南征时，采纳马谡“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建议，对孟获等人七擒七纵，不杀不辱，终于使他们心悦诚服，宣称“不复反矣”（《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因此，学术界普遍认为，“攻心联”的上联，说的就是这件事。

这当然完全讲得通，但也不是没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呢？第一，南定夷越在诸葛亮所做的四件大事中，并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还是东和孙吴、北伐曹魏和内修法制。第二，南抚夷越的实际效果，也并非如《汉晋春秋》所说的那么好。这也是学术界早就有人指出过的。比如缪钺先生在《三国志选注》的《前言》中，就说“诸葛亮征南中事，当时传说不免有夸大溢美之处”，而且明确指出七擒孟获“不合情理”，南人不反“不合事实”。何兹全先生的《三国史》，也用《三国志》之《李恢传》《马忠传》《张嶷传》中的大量材料，证明诸葛亮北还后，南中的叛乱就从来没有停止过。所以，后来曹魏大兵压境，刘禅打算逃往南中，谯周就说去不得。为什么呢？因为那些“南方远夷”的臣服，是丞相用武力逼出来的（兵势逼之），并不可靠。而且，他们臣服之后，反倒要多交赋税，就更是心怀不满，甚至充满仇恨（以为愁怨），因此随时都可能暴乱（见《三国志·谯周传》）。看来诸葛亮的“攻心”，并没有达到“反侧自消”的效果。这个未必成功的事例，怎么能用来劝谏岑春煊？

然而诸葛亮进行的战争，除了南征，就是北战。所谓“从古知兵非好战”，如果不是指南定夷越，也就只能是指北伐曹魏了。

其实讲通这一点并不难，只要弄清楚诸葛亮北伐的真正原因就行了。前面说过，诸葛亮的北伐，其实是不成功的。不成功的原因也有三条，我在《品三国》的《以攻为守》一章中讲过，即：曹魏非速亡之国，益州非进取之地，诸葛非将略之才。这三条，至少前两条，诸葛亮应该是心中有数的。何况《隆中对》说得很清楚，北定中原，复兴汉室，一要天下有变，二要两路出兵。现在，天下无变而荆州已失，岂是可以北伐灭魏的时候？

传为岳飞所书的诸葛亮撰《出师表》。

于是问题就来了：既然如此，诸葛亮为什么还要锲而不舍地进行北伐呢？

答案就在《出师表》。《出师表》一开始就说：“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这是实话。也就是说，诸葛亮出师北伐，是因为蜀汉政权受到了威胁。那么，威胁来自何方？来自孙吴吗？不是。诸葛亮执政后，吴蜀盟好已经恢复，双方和平共处，相安无事。来自曹魏吗？也不是。赤壁之战后，曹魏从来就没主动攻打过刘蜀。反倒是刘备攻汉中，关羽围襄樊，孔明出祁山，屡屡挑衅。所以，这笔账也不能算在曹魏头上。曹魏不进攻，孙吴没威胁，所谓蜀汉政权处于“危急存亡之秋”，就只有一种可能——他们内部出了问题。套用孔子的一句话说，就是吾恐诸葛之忧不在曹魏，而在成都城中也。

实际上我在《以攻为守》一章中已经讲过，诸葛亮坚持北伐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理想必须实现”；二是“小国更要图强”；三是“安内必先攘外”。因为无论是转移注意力，还是加强凝聚力，战争都是最好的手段。一个国家，如果处于战争状态，管理和治理起来就顺手得多。要整治或者镇压反对派，也方便得多。想当年，执掌鲁国国政的大夫季孙，就曾经因此而准备进攻鲁国的附庸颛臾，所以孔子才说“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论语·季氏》）。不过诸葛亮和季孙氏的情况并不相同。季孙攻颛臾是以强凌弱，诸葛伐曹魏是以弱抗强。季孙之忧在鲁君，故曰“萧墙之内”；诸葛之忧则不在刘禅，故曰“成都城中”。那么，让诸葛亮感到忧心忡忡的，究竟是哪些人呢？

谁有“反侧之心”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弄清楚蜀汉政权的内部结构。

我在《品三国》多次说过，刘备、诸葛亮建立的蜀汉政权，是由三股政治势力组成的。第一股是“本土势力”，包括原仕洛阳的益州官僚和仕于益州的本土豪强，我们统称之为“益州集团”。第二股是“刘璋旧部”，包括追随刘焉父子入蜀的和后来投靠刘璋的，我们统称之为“东州集团”。第三股是“刘备亲信”，包括刘备的骨干（如关羽、张飞）和后来投靠刘备的（如马超），我们统称之为“荆州集团”。这三股力量，由于有先来后到的原因，就形成了一种错综复杂的主客新旧关系。简单来说，益州集团是主是旧，荆州集团是客是新，东州集团夹在当中，既是新是客（相对于益州集团），又是旧是主（相对于荆州集团）。这就已经够麻烦的了。更麻烦的是，新来的“客人”又总是要压制旧有的“主人”。刘璋的东州集团要压制益州土著，刘备的荆州集团则不但压制刘璋的东州旧部，更压制益州的土著豪强。结果便形成了一种“鸡尾酒”似的结构：刘备的荆州集团在最上层，刘璋的东州集团在中层，益州的土著集团在最底层。这就是蜀汉政权的大体状态。

这可真是地地道道的“反客为主”“后来居上”。将心比心，作为过去的“主人”，此刻的“奴仆”，益州集团决不可能打心眼里喜欢蜀汉政权。他们的“蠢蠢欲动”和“图谋不轨”，几乎是必然的。再加上刘备在猇亭和夷陵一败涂地，就使形势更加严峻，正所谓“刘备建国，基础不牢；夷陵战败，地动山摇”。据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研究员罗开玉先生统计，从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到延熙十三年（公元250年），益州土著豪强发动的大规模武装叛乱竟达九次之多（《成都武侯祠“攻心”联再研究》），蜀汉政权可以说是坐在了火药桶上。

土豪“武卫”，名士“文攻”。一些益州名士到处散布流言蜚语，猖狂攻击蜀汉政权，扬言只有曹魏才能一统天下。比如张裕就公开说“天下当易代，刘氏祚尽矣”（《三国志·周群传》）；周舒则说“当涂高者魏也”（同上引），意思是取代东汉的当是曹魏。杜琼还进一步做出解释，说是“名官尽言曹，吏言属曹，卒言侍曹，此殆天意也”（《三国志·杜琼传》）。谯周则拿刘备父子的名字做文章，说“备”的意思就是“足够了”，“禅”的意思就是“让出去”，“如言刘已具矣，当授与人也”（同上引）。这些言论，都被陈寿记录在案，可见当时议论之多，足以蛊惑人心形成“反侧”，成为刘备、诸葛亮执政必须解决的问题。

这一点，诸葛亮显然意识到了，而且做了大量的工作。他成为蜀汉政权领导核心后，很注意从益州集团中选拔人才。比如杨洪，犍为郡武阳人，就是诸葛亮一手提拔的。杨洪提拔的门下书佐何祗，几年后也当了广汉太守，所以当时的益州人士都佩服诸葛亮能人尽其才（是以西土咸服诸葛亮能尽时人之器用也）。这是记载在《三国志·杨洪传》正文中的，不是野史，应该可靠。此外，被诸葛亮信任重用，同时也敬佩诸葛亮的益州人士，也还有一些，比如蜀郡成都人张裔。张裔对诸葛亮，可谓心悦诚服，推崇备至，赞不绝口。他到处对人说，但凡在诸葛亮领导下的，都会奋不顾身地忘我工作（参看《三国志·张裔传》）。这也都是实话。实际上就连那些反对派，也不一定反对诸葛亮。比如前面说的那个谯周，就反汉不反亮。诸葛亮病逝五丈原，第一个跑到前线奔丧的就是他。但这并不妨碍他“颠覆”蜀汉政权，也不妨碍他“诱导”刘禅降曹。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尽管诸葛亮本人威望高，人品好，工作做得多，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益州集团，始终是蜀汉朝廷必须面对的“反侧之民”。

原因也很简单：无论诸葛亮怎样努力做到“一碗水端平”，也不能改变刘备既定的组织路线——荆州第一，东州第二，益州第三。我们不妨看看刘备、诸葛亮信任重用的都是什么人。关羽、张飞、马超、黄忠、赵云不算，其他的如庞统，荆州襄阳人；法正，扶风郿县人；许靖，汝南平舆人；糜竺，东海朐县人；董和，南郡枝江人；魏延，荆州义阳人；杨仪，荆州襄阳人；马谡，襄阳宜城人；蒋琬，零陵湘乡人；费祎，江夏鄳县人；姜维，天水冀县人。这些人有的属于荆州集团，有的属于东州集团，但都不是益州人。当然，益州土著也有受信任的，比如费诗，犍为南安人；黄权，巴西阆中人；王平，巴西宕渠人。不过他们的受信任度都要打折扣，或者先不受信任（如王平），或者后不受信任（如黄权），或者中间出问题（如费诗）。而且，即便被提拔，也到不了最高层。诸葛亮去世后，接班的三个人，蒋琬、费祎、姜维，便都不是益州人。益州士人不是傻子。这格局，他们还能看不明白？

何况他们早就把账算清楚了：蜀汉不过一州之地，政治资源和经济利益都有限。也就是说，蛋糕就这么大，吃的人多了，到嘴的就少了，何况“切蛋糕”的还不是自己人？天下太平的时候，他们原本是“一等臣民”。刘璋时代，降为“二等”。刘备一来，又变成“三等”了，怎么会愿意？还不如让曹魏来统治。那么，曹魏来了，益州集团就不会变成“四等臣民”吗？不会。因为曹魏要夺取的是天下，不是在益州占山为王。何况曹丕接班以后，实行的是“九品中正制”，也就是由各地名流担任本郡“中正官”，负责推荐本籍士人。这对益州士族是有利的。果然，司马昭灭蜀后，就将原属荆州集团和东州集团的官员都调回中原，实施“蜀人治蜀”。这就更让益州集团觉得，他们反蜀汉是反对了。

所以，尽管并非所有的益州人都反蜀汉，但反蜀汉的却多半是益州人。比如周舒，巴西阆中人；杜琼，蜀郡成都人；谯周，巴西西充人；被诸葛亮杀掉的彭羕，广汉人；被刘备杀掉的张裕，蜀郡人；刘备时期装聋作哑“闭门不出”，好不容易被诸葛亮请出山来又“乞老病求归”的杜微，梓潼涪县人。他们清一色地都是益州人。至于那些搞武装叛乱的，怕也都是。这些人，或者有权，或者有钱，或者有名，或者有人，势力大得很，不是南中的孟获等人可以相提并论的。由此可见，诸葛亮的“攻心”对象，就该是他们。诸葛亮要消除的，也首先是他们的“反侧之心”。

那么，这和“攻心联”又有什么关系呢？

是谁“宽严皆误”

这就要看诸葛亮怎样解决益州集团“反侧”的问题。

办法其实就是三个：任人唯贤、依法治国、北伐曹魏。这三条，应该说都很好。尤其是前两条，从理论上讲绝无问题。任人唯贤能有什么问题呢？难道要任人唯亲？当然不是。问题在于对“贤”这个字的理解。在这个问题上，诸葛亮和曹操是不同的。曹操的做法是“唯才是举”，诸葛亮的标准则首先是“志虑忠纯”（《出师表》）。这当然是对的。但具体到蜀汉，就会有些麻烦。比如前面说的那些反对派，算不算“志虑忠纯”呢？恐怕不算。其他那些益州人士，他们的“志虑”又是否“忠纯”呢？恐怕需要考验。不要说诸葛亮，就连他们自己，也未必就能担保没有“二心”。总之，荆州集团与益州集团之间，事实上是有政治隔阂和心理障碍的。在这种情况下，诸葛亮坚持“政治标准第一”，把忠于蜀汉政权放在首位，客观上就会妨碍许多益州人士的政治前途。所以，这一条，并不能消除他们的“反侧之心”。

北伐曹魏也不能。战争虽然能够起到转移注意力、加强凝聚力、提高执行力的作用，但同时也有一个副作用，就是增加人民的经济负担。打仗是要用钱的。这些钱，天上掉不下来，地上长不出来，刘备他们带不进来，只能向益州人要，而且主要靠益州的世家大族和土著豪强出。他们当然不乐意。所以，益州的“反对派”，几乎同时也是“反战派”。比如前面说过的谯周，便专门发表了一篇题为《仇国论》的“反战宣言”，明确指出如果不审时度势，一味穷兵黩武（极武黩征），势必土崩瓦解（土崩势生）。那个时候，可就“虽有智者将不能谋之矣”（《三国志·谯周传》）！这话实在可以看作“从古知兵非好战”的注脚。

剩下的就是依法治国了。我一向认为，这是诸葛亮治蜀最精彩也最值得肯定的一件事情，陈寿的评价也非常高。他的《三国志·诸葛亮传》评语，几乎通篇都在讲这个问题。陈寿说：“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这叫什么？这叫公开、公正、公平！结果是什么？是“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

这是有旁证的，旁证就在《三国志·张裔传》。张裔对诸葛亮的依法治国也有一个评价：“公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此贤愚之所以佥忘其身者也。”所谓“佥忘其身”，就是奋不顾身。所谓“赏不遗远，罚不阿近”，就是公正、公平。也就是说，正因为诸葛亮公正公平，所以大家工作起来都奋不顾身。而且，这里说的远和近，也不只是当事人与诸葛亮的私人关系，更指是否属于荆州集团。也就是说，无论你属于荆州集团，还是东州集团，还是益州集团，该赏就赏，该罚就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正是诸葛亮能够有崇高威望的重要原因。

张裔是蜀郡成都人，属于益州集团。他这么说，说明诸葛亮确实尽可能地做到了公平执法，并没有多么亏待益州人。遗憾的是，在这个问题上，他还是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呢？首先是“过严”。诸葛亮的执法之严也是有记载的。《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蜀记》就说“亮刑法峻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晋人袁宏的《后汉纪》也说“刘备克成都，遂有益州。诸葛亮为股肱，乃峻刑法，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这与陈寿的评语“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似乎矛盾，其实不然。因为诸葛亮治蜀虽然偏“严”，但基本上“严”得公平。公平，正是诸葛亮大得人心之处。实际上，在“刑政虽峻而无怨者”的后面，陈寿还有一句话，即“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平，就是公正；明，就是公开。公正公开，也就公平。正因为如此，所以“而无怨者”；但过于严峻（刑政虽峻），也是事实。也就是说，民众虽然不会抱怨不公平（刑政虽峻而无怨者），却仍会抱怨太严峻（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此其一。

第二，武侯执法也有不够公平的时候。比如他对法正，就很“宽”。据《三国志·法正传》，当时有人向诸葛亮报告，说法正这个人太跋扈，太霸道，不但锱铢必较，而且擅杀无辜，应该绳之以法。诸葛亮却说法正功劳太大，没有法正，就没有我们的今天，怎么能够不让法正爽一把呢（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显然，这就是“以政治代法治”了。作为一位政治家，诸葛亮不可能不把政治问题放在首位。然而一旦如此，就很难完全做到“宽严皆不误”。比如对待益州土著，他的执法就基本上是“从重从快”，甚至“制造冤案”。比如冤杀益州豪族常房诸子，就被裴松之认为是“妄杀不辜”。此案记载在《三国志·后主传》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读者不妨自己查看。

第三，即便诸葛亮执法完全公平，益州集团也不会满意。因为蜀汉政权的许多法律，就是针对所谓“蜀土人士，专权自恣”的情况制定的，是专门用来对付他们、整治他们的，他们怎么会喜欢？恐怕是执法越严，他们越倒霉，越反对。何况执法人又不是诸葛亮一个。诸葛亮公平，其他人也能保证公平？要知道，那些人不是荆州集团的，就是东州集团的，很难说他们不滥用职权，利用执法之便打击益州集团。这一点，罗开玉先生的《成都武侯祠“攻心”联再研究》一文有很清楚的阐述，也请读者自己查看。

由此可见，无论任人唯贤，还是依法治国，都无法消除益州人士的“反侧之心”。因为只要不改变“荆州第一，东州第二，益州第三”的“鸡尾酒政权结构”，无论诸葛亮怎样出以公心，在益州士族眼里也都是“宽严皆误”。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办法就是发动对外战争，使国家长期处于战争状态，以外战防内战。

这就是我要说北伐曹魏是“安内必先攘外”的原因。可惜的是，这一招不但未能搞定国内的反对派，反倒加速了蜀汉的灭亡。

蜀汉为何而亡

对于蜀汉政权的灭亡，罗开玉先生曾经发表过一个观点，即“蜀汉表面上是亡于魏，实质上是亡于当地的土著豪族”（《成都武侯祠“攻心”联再研究》），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可以和孙吴作对比。晚年孙权统治的吴国，情况是很糟糕的，可谓法纪不立，言路不通，君臣猜忌，骨肉相残，与诸葛亮领导下蜀国的政治清明刚好相反。然而，治理得最好的最先灭亡，治理得最差的国祚最长，这又是为什么呢？原因之一，就是孙权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了“吴人治吴”，实现了自己政权的“江东化”。江东士族既然已经把自己和孙氏政权绑在一起，实现了他们利益的“一体化”，那么，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他们也要保卫东吴。

蜀汉则相反。刘备、诸葛亮不但没有实施“蜀人治蜀”，实现自己政权的“益州化”，反倒不断将益州士族底层化、边缘化。在刘备、诸葛亮的统治下，益州士族政治上受排挤，经济上受盘剥，法律上受制裁，仕途上看不到希望，与蜀汉政权不但不是“同路人”，反倒可能是“对立面”。在这种情况下，蜀汉政权的领导人再优秀，再鞠躬尽瘁，再以身作则，都是没有用的。益州士族不可能像江东士族那样保家卫国，只会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袖手旁观，冷嘲热讽，甚至幸灾乐祸，里应外合。利益，决定了益州士族的整体取向。

这里面不能说没有诸葛亮的责任。诸葛亮过高地估计了他政治理想的号召力。他不知道，此刻的曹魏已非当年的曹魏，“兴复汉室”也早就成为过时的口号。因为对于士族地主阶级来说，实行了“九品官人法”的曹魏比东汉还好，他们为什么还要“兴复汉室”？反倒是坚持汉初制度的蜀汉，完全没有了吸引力。因此，益州士族不会真正支持诸葛亮的政治理想和建国方略。他们要做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等待曹魏来“解放”他们，以便实现他们的理想。我们知道，那就是“蜀人治蜀”加“九品官人”。

益州士族的这个理想，是当时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这个趋势告诉我们，士族地主终将登上历史舞台，成为中华帝国的统治阶级。曹丕那里已经这样做了，孙权那里也在做。所以，曹丕的魏，已不是曹操的魏；后期的吴，也不是前期的吴。他们都在为晋做准备，“反潮流”的是蜀汉。于是就有了这样一个奇特的现象：司马氏的晋，执行的是没有曹丕的曹丕路线（儒家士族路线）；诸葛亮的蜀，执行的却是没有曹操的曹操路线（法家寒族路线）。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法家寒族路线无法战胜儒家士族路线，因此三国终将归于晋。晋是不是就比魏、蜀、吴好？未必。在这里，没有个人好恶，也不做价值判断，只是说出历史事实。

这样一来，我们对“攻心联”就可以重新解读了。我的解读是：倘若能够从根本上做通益州土著集团的思想工作（能攻心），他们的“不安之心”就会消除（反侧自消），并不一定要通过对外战争来解决国内问题（从古知兵非好战）；如果不明白士族地主终将成为统治阶级的天下大势（不审势），即便公平执法，也会左右为难（宽严皆误），这是后来治蜀的人要充分注意的（后来治蜀要深思）。

显然，这里并无对武侯的不敬之处，相反给予了充分的“历史之同情”。说得再明确一些，所谓“宽严皆误”，并非批评诸葛亮执法不公，而是说由于他坚持的政治理想既“不合时宜”，又不对益州士族的心思，结果便“宽也不是，严也不是”。这样一种评价，如果也被说成是“把矛头对准诸葛亮”，那就只能理解为故意找碴了。

实际上，作为个人，诸葛亮身上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我曾总结了他的四种精神：心系天下的国士精神，审时度势的务实精神，鞠躬尽瘁的负责精神，公正廉明的法治精神。这难道是贬低，是故意做“翻案文章”？但是，我们重读历史，不能一味歌功颂德，更应该总结教训。那么，蜀汉政权有没有历史教训？有，其中之一，就是由于连年战争而人民甚苦。据《三国志·薛综传》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当时出使蜀国的薛珝回国以后就对孙休说，我看蜀国是差不多了。为什么呢？走进他们的朝堂听不到正义的声音（入其朝不闻正言），走进他们的田野看不见健康的脸色（经其野民皆菜色）。另一个名叫张悌的人，也在邓艾和钟会刚刚出兵的时候断定蜀汉必将灭亡。理由之一，就是当局穷兵黩武（玩戎黩武），人民苦不堪言（民劳卒敝）。他的话，记载在《三国志·孙皓传》裴松之注引《襄阳记》中，也记载在《资治通鉴》中。

如果说薛珝和张悌是吴人，其言不足为训，那么，蜀国自己的统计数字总能说明问题吧！据《三国志·后主传》裴松之注引《蜀记》，刘禅投降时，蜀国有民二十八万户，九十四万人，而军队有十万，官吏则有四万。也就是说，平均每九个人就要养活一个士兵，每七户就要供奉一个官吏。蜀国人民，实在是负担不起了！

这种状况，并不能只由刘禅和姜维来埋单，因为他们执行的正是诸葛亮的“政治遗嘱”。无疑，诸葛亮坚持北伐，自有他不得已之处。我在《以攻为守》一集中，已经给予充分的“历史之同情”。其中之一，便是“小国更要图强”。用《华阳国志·刘后主志》的话说，就是“以弱为强，犹可自保”；或如王夫之的《读通鉴论》所说，一方面通过战争来保存自己（巩固以存），另一方面通过战争来寻求机会（待时以进）。所以，对此不能简单否定。但因此造成了“人民甚苦”的现状，却也是事实。当然，由于诸葛亮以身作则，蜀汉官员总体上是比较廉洁的。由于诸葛亮依法治国，蜀国的治安也是相当好的，陈寿谓之“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进〈诸葛亮集〉表》）。但我们要记住，这种状况，是靠“战时军事管理”的方法造就的，未必“可持续发展”；而老百姓更关心的，还是自己能否吃饱肚子。

那么，前面说的这些，是赵藩的意思吗？这就不知道了。赵藩先生早已作古，我们没法求证。但我以为这并不要紧。赵藩写“攻心联”，原本就是借古论今。我写此文，亦不过借题发挥。只要事情说清楚了，原意不原意的，也就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看待历史。因此，不妨将“攻心联”略改数字云：

能攻心，则疑虑自消，从古知书非好辩；

不审势，即褒贬皆误，后来治学要深思。

不知诸位以为然否？

小太宗与大败局

“痴呆儿”成了“小太宗”

江河日下的晚唐之世，居然冒出个“小李世民”来，大约是谁都没有想到的。

他，就是唐宣宗。

宣宗李忱，是大唐王朝倒数第五位皇帝。其后，是懿宗、僖宗、昭宗和哀帝。史家对这位“末世天子”，评价相当之高。《资治通鉴》说——

宣宗性明察沈断，用法无私。从谏如流，重惜官赏。恭谨节俭，惠爱民物。故大中之政，讫于唐亡，人思咏之，谓之“小太宗”。

《旧唐书》的说法就更夸张，道是宣宗执政以后——

一之日权豪敛迹，二之日奸臣畏法，三之日阍寺詟气。

换句话说，宣宗皇帝登基没几天，就把权贵、奸佞和宦官，全都镇住了。结果，自然是“刑政不滥，贤能效用”。于是五湖四海，如沐春风；官民朝野，一片赞颂（颂声载路）。这，难道还不是“小太宗”？

然而这位“小李世民”，却原本是不可能当皇帝的。

宣宗原名李怡，是宪宗皇帝李纯的第十三个儿子。宪宗身强力壮，精力旺盛，生命不息，做爱不止。十六岁生下长子邓王李宁以后，二十七年间，居然生了二十个皇子，十八位公主。李怡，就是其中之一，当皇帝之前被封为光王。不过这位光王，却是庶出。他的生母郑氏，原本是官女，据传还是宪宗平定李锜之乱时的战利品。所以，宣宗在宪宗皇帝的二十个皇子中，地位并不高。承继大位的事，哪里轮得到他？

事实上，宪宗皇帝死后，继位的就是他的嫡子李恒。这就是穆宗。穆宗死后，继位的则是他的长子李湛。这就是敬宗。敬宗死后，继位的是他的弟弟李昂。这就是文宗。文宗死后，继位的是他的弟弟李炎。这就是武宗。宪宗传穆宗，穆宗传敬宗，这叫“父死子继”。敬宗传文宗，文宗传武宗，这叫“兄终弟及”。父死子继最正规，兄终弟及也对付。然而宣宗却是敬宗、文宗、武宗三任皇帝的叔叔。叔叔接替侄子，这算哪门子事？

当然，这也不是完全说不过去。毕竟，武宗病危时，皇子还年幼。国赖长君。请出一位皇叔来承前启后，也在情理之中。

麻烦在于，这位皇叔是有问题的。

什么方面有问题？智力。《旧唐书》的说法是“幼时宫中以为不慧”。《新唐书》的说法委婉一些，加了一个“或”字，道是“宫中或以为不慧”。《资治通鉴》却不客气，改“或”为“皆”，竟云“宫中皆以为不慧”。其实，“不慧”云云，已是春秋笔法。事实可能是：这位光王，被公认为痴呆、智障，至少也是弱智。

这就太奇怪了。这样一个人，怎么可能当皇帝？就算当上了，又怎么可能成为公认的“英主”？既然是“英主”，又为什么不能挽救大唐？众所周知，宣宗辞世后四十八年，大唐帝国就灭亡了。对此，这位“小太宗”，究竟是该负责呢，还是不该负责？

谜团实在太多了。

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位“传奇皇帝”，看看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霹雳手段，菩萨心肠

在朝臣们的眼里，宣宗无疑是一个严厉的君主。这一点，宰相马植应该深有体会。

马植是宣宗皇帝钦点的宰相。准确地说，是宰相之一。因为唐代宰相是人数不定的一群人，最多的时候十几个，最少的时候两三个。但凡有资格参加“政事堂会议”的，都是宰相，叫做“同中书门下三品”，或“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马植，就是在大中元年（公元847年）以本官“同平章事”，得以参加政事堂会议，成为宰相的。

然而三年后，马植却被罢相。原因，是他接受了一件礼物。送礼物的人叫马元贽，是个宦官，官居神策军左军中尉。礼物，则是宣宗御赐的一条玉带。这当然是马元贽的不是。皇上所赐，岂能随便送人？马植也昏了头，居然佩带在身去上朝，结果被宣宗认出。

此事让宣宗极为震怒。因为他最忌讳的，就是朝臣与宦官的勾结。这两人倒好，不但攀附、来往、认同宗，还将御赐之物私相授受，这还了得？

但是宣宗心里也有数。本朝自德宗贞元年间后，作为天子警卫队之左右神策军的兵权，实际上就掌握在由宦官担任的中尉手里。这些人，不但关系到皇上的安危，而且在关键时刻，还可以废立皇帝。宣宗自己，就是被马元贽等人拥戴上台的。如果为了一件小事，就收拾马元贽，行吗？不行！

皇帝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却也只能拿马植开刀。于是，宣宗在第二天，就下令取消马植的宰相资格，同时立即逮捕其亲信董侔，交御史台（监察部）讯问。结果，自然是“尽得植与元贽交通之状”。于是皇帝昭告天下，再贬马植为常州刺史。

杀鸡儆猴，敲山震虎，不动声色却又迅雷不及掩耳，宣宗皇帝这一系列动作，让朝野看得目瞪口呆。马元贽辈固然各自收敛，不敢张狂，朝臣们也都各自谨慎，不敢怠慢。因为谁都看得出，当今圣上，可不是个好糊弄的主，也不是个心慈手软的主。

宣宗确实很像一个皇帝，也很会当皇帝。他是把帝国的政事，当作神圣的事业来对待的。对于朝政，他的态度岂止是认真，简直就是虔诚。比方说，接到大臣的奏章，一定要焚香洗手，然后才阅读。每次临朝，无论事务何等繁杂，脸上也永无倦容。结果，尽管在御前会议上，皇帝陛下总是客客气气，彬彬有礼，也虚心纳谏，从善如流，非常开明的样子，群臣仍然觉得他“威严不可仰视”。宰相令狐绹甚至说，我在朝廷十年，最受恩宠，但每次在延英殿奏事，没有一回不是汗流浃背。

其实，这恐怕也是所有臣僚的共同感受。《资治通鉴》说，有一次朝会，讲完正事，宣宗忽然轻松愉快地说，呵呵，可以说点闲话了吧？于是便家长里短地聊起来。等到群臣紧张的心情刚刚放松，准备“君臣同乐”时，宣宗忽然正色，严肃地说：众卿好自为之！朕最担心的，就是诸位辜负了朕，那可就再也没有这么好玩的事，只怕是面都见不着了！说完，便起身退朝回宫，一任殿中猝不及防的大小臣工自己去细细玩味。

这样具有戏剧性的事，时有发生。大中十二年（公元858年）十月，建州刺史于延陵赴任前入京陛辞。宣宗问他，建州距离京师，有多远啊？于答：八千里。宣宗说，不要以为八千里很远。此刻阶前陛下，你我之间，就有一万里。你到任之后，行政是好是坏，朕都清楚，你明白吗？于延陵当时就吓得魂飞魄散，语无伦次，经宣宗好言劝慰，才算恢复正常。

但是，这位可以翻脸不认人的“铁腕皇帝”，却还有内心柔软的另一面。比如前朝有位姓王的“才人”（皇帝的嫔妃之一，正四品），其实是被武宗逼死的。因为王才人“宠冠后庭”，还差一点被立为皇后（因宰相李德裕反对而未果），所以武宗病重的时候，便问她：朕死之后，你打算怎么样？王才人说：愿从陛下于九泉。武宗就递给她一条丝巾，王才人在武宗驾崩后也只好自缢。宣宗登基不久，听说此事，十分同情。但人死不能复活，便赠王才人贵妃称号（地位仅次于皇后），葬在了端陵的柏城之内。

又比如，大中二年（公元848年）十一月，驸马郑颢的弟弟郑顗病重。宣宗派人前去探视，得知公主居然在慈恩寺观戏场。宣宗大怒，立即把公主召回宫中痛斥说：哪有小叔子生病，做嫂子的不去探望，反倒去看戏的？公主流泪谢罪，然后乖乖地回到郑府。

再比如，大中八年（公元854年）九月，宣宗派出宣诏的某使者，在路过边远贫困地区驿站时，因为嫌饼太粗糙，竟把驿吏打得出血。宣宗接到地方官员举报，痛斥这个敕使说：深山之中，这样的饭食，又哪里是容易得到的？于是，将此人发配去守陵。

这三件事，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嫔妃之于皇帝、士族之于皇家、驿吏之于敕使，都要算是弱势。而宣宗，却站在他们一边。至少，表面上看，是如此。

那么，这又是为什么？

天子本是苦孩子

同情弱者，可能与宣宗的身世有关。

宣宗作为宪宗皇帝的儿子，又被册封为光王，还是穆宗皇帝的弟弟，敬宗、文宗、武宗三朝皇帝的叔叔，照理说，应该比现在许多“官二代”还要牛。然而，至少在文、武两朝，这位王爷和皇叔，却很可能备受欺辱，甚至被人谋害。有一条史料说，武宗曾派人绑架了他的这个叔叔，扔在厕所粪坑里，后被宦官仇公武救出。另一条史料说，在一次马球游戏中，武宗示意让“光叔”坠马而死，也被宦官仇士良遮掩过去。还有一条史料说，在一次雪夜的游行中，光王莫名其妙地掉下马来，昏倒在雪地里，无人过问，差一点冻死。

这几条史料，因为被认为“鄙妄无稽”而不载入《资治通鉴》。但司马光要在《资治通鉴考异》中特别加以说明，则大约因为这些说法已经流传甚广，影响颇大。何况《资治通鉴》也不得不承认两个事实。一个，是“文宗幸十六宅宴集，好诱其言以为戏笑”。另一个，是武宗“尤所不礼”。十六宅，是当时诸王居住的地方。文宗、武宗和宣宗，当皇帝之前都在那里住过。做皇帝之后，也常常回到那里。看来，文宗和武宗回十六宅与诸王聚会时，拿他们那位“光王叔叔”寻开心，大约是保留节目。态度，自然是极为无礼。原因，则当然是因为光王“痴呆”。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当年的光王，即后来的宣宗，不但不痴呆，简直就英明过人。这就有了一个疑问：既然并不痴呆，为什么要装成弱智？有人说是“韬晦”。这同样有问题。宗法社会，子以母贵。一个卑贱宫女生的皇子，宫中又“皆以为不慧”，能有什么竞争力，又会有谁把他看作潜在的威胁？何况他的哥哥穆宗，早就接了他父亲宪宗皇帝的班；穆宗之后，继位的又是他的侄子，而且一而再，再而三，敬宗之后是文宗，文宗之后是武宗。这个时候，他这个早就过了气的王爷，还有什么可争的？既然没有什么可争的，那他还韬什么光，养什么晦？莫非真有神明在暗中告诉他：你迟早有一天会当皇帝？

更何况，如果“韬晦”之说成立，那么，武宗的“谋害”和“暗算”，就也应该是事实。事实上，如果没人暗算，光王就用不着韬晦。同样，如果不对帝位构成威胁，武宗也犯不着谋害。而且，就算武宗有戒心，敬宗和文宗的时代，光王为什么也要韬晦？还有，既然武宗已经看穿光王，为什么还要拿他当痴呆耍？如果说武宗是在试探，为什么又穷追不舍，屡下毒手？莫非是防患于未然，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

这些疑团，大约也只能留给后人去猜测遐想了。但可以肯定，无论是被视为弱智而备受欺辱，还是被视为韬晦而遭人谋害，当年的光王在文宗和武宗的时代，总归是弱者。好在，十年的媳妇熬成婆，光王终于贵为天子。这是他的幸运。这位熬出头的“媳妇”，并没有像某些“新婆婆”那样，用对“媳妇”的加倍虐待来找回心理上的平衡，反倒对弱者表示出同情，这是大唐臣民的幸运。

是的，幸运。这一点，我们以后还要再说。

总之，我们现在无法确切地知道，光王李怡在宪宗去世之后，自己登基之前，是怎样度过穆、敬、文、武这四朝共二十七年的艰难岁月。但可以肯定两点。第一，当着诸帝诸王、皇亲国戚的面，他什么话都不说。即便文宗他们在十六宅的聚会上，千方百计逗他说话，拿他开涮，他也面无表情，沉默得像个聋哑人。第二，他一定去了很多地方，见了很多人，听到了很多故事，因此深知世态的炎凉、人情的冷暖、民间的疾苦。比方说，他居然知道在边远贫困地区，有口饭吃就不容易。这就完全不像一个养尊处优的王子或王爷。

结果，宣宗在处理事务时，就比他的父兄和侄子高明，既讲政治，又讲人情。

就说前面讲过的公主与驸马的“家事”。没错，小叔子病重，做嫂子的却去看戏，是不像话。但弄得圣上龙颜大怒，亲自管教，也似乎小题大做。然而这事的背后，却有着深刻的原因。我们知道，由于帝国政治的需要，从魏晋到隋唐，皇家都非常重视与士族的联姻。可惜这事一直就是“剃头的担子”，只有“一头热”。皇家积极主动，士族并不热心。万寿公主的驸马郑颢，就一百个不乐意。所以，宣宗得知公主居然如此“没心没肺”，第一反应就是喟然长叹说：我总怪士大夫不愿意跟我们家联姻，看来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啊！

显然，宣宗训斥万寿公主，其实并非同情弱者，而是出于政治的考量，这就是维持皇家与士族的联姻。但宣宗的做法，却很高明：既然是“家务事”，那就按照“家规”处理。做儿媳的，就该孝敬翁姑；做嫂子的，就该友爱兄弟。即便金枝玉叶，也不例外。

这当然是一种姿态，然而效果很好。从此，其他皇亲国戚、凤子龙孙，也都谨守礼法，夹起尾巴做人，谁都不敢端架子摆谱。

可惜，皇帝只管得了自家，管不了士族。驸马郑颢对于自己的婚姻就一直不满意，而且迁怒于代皇上择婿的宰相白敏中。大中五年（公元851年）三月，白敏中以宰相身份出使前线，临行时对宣宗说，郑颢对臣，恨之入骨。臣在政府（政事堂），他奈何不了臣。臣出使在外，他一定会告臣的刁状，臣恐怕死定了。宣宗听了却呵呵一笑：这事朕早就知道了，爱卿为什么现在才说？然后交给白敏中一个盒子，里面都是郑颢告状的文书。宣宗说，这个盒子你拿去吧！朕要是信这个，还能重用你到今天？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是文章。宣宗是个明白人。

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然而，宣宗能够当上皇帝，却是因为被认为“弱智”。

本朝自宪宗皇帝被谋杀之日起，谁当天子，就实际上是宦官说了算。比如穆宗，虽然已被立为太子，但如果没有宦官王守澄，继位的就可能是他的哥哥澧王李恽。当然，李恽的背后，也有宦官支持，只不过是另一帮派，又在内讧中失败了。武宗的情况则相反，是因为仇士良一派宦官得势，废掉了另一派宦官支持的太子，才当上皇帝的。文宗的登基也一样。因为两派宦官争权夺利，王守澄这派打败了刘克明那派，皇帝才不是绛王李悟，而是他江王李昂。总之，穆宗、文宗和武宗当了皇帝，其实是宦官与宦官斗争的结果。说来说去，还是宦官当家做主，只有敬宗的继位是个例外。

不过，宦官为了拥立皇帝，自己的损失并不小。何况宦官能够废立，却不能代替，天子还得皇家的人当。这就没谱了。比如文宗，居然打算剿灭宦官。这才有了“甘露之变”，宦官们也只好把他软禁起来。又比如敬宗，简直是个魔王，喜怒无常，为非作歹。宦官们动辄得咎，被折磨得死去活来，最后只好把他杀掉。仔细想想，这可真不是个事。

所以，会昌六年（公元846年）三月二十三日武宗弥留之际，宫中那些主事的大宦官，几乎没有片刻犹豫，就选定了十六宅的光王做接班人。在他们看来，让这样一位傻乎乎的爷们坐在龙椅上，起码不必再担惊受怕。至于朝臣，尽管惊诧错愕，却也无可奈何。

一代英主小太宗，就这样因为他的“痴呆”而走到了前台。这可真是帝国的惆怅！

事实证明，宦官们这回是既看走了眼，又打错了算盘。宣宗不但不痴呆，反倒很有剿灭宦官的想法。据《资治通鉴》，宣宗曾以“讨论诗歌”为名，召翰林学士韦澳进宫，屏退左右，悄悄地问他：近来朝野的舆论，认为宦官的权势如何？

韦澳回答：陛下天威独断，非前朝可比！

宣宗闭着眼睛摇头说：片面！片面！危险依然存在。又问：依卿之见，该怎么办？

韦澳说：依靠朝臣和外官，未必保险。甘露之变（文宗联络朝臣和外官剿灭宦官，反被宦官所制），就是前车之鉴。不如在宦官当中，选择德才兼备者与之密谋，或许靠得住。

宣宗听了摇头说：这是下策！朕太了解他们了。这些人，从不入流、七八品升到四五品，一个个都感恩戴德。一旦升到三品，马上就狼狈为奸、同流合污，跟原先那些人打成一片，怎么靠得住？

这话恐怕只说对了一半。韦澳的办法行不通，哪里只是靠不靠得住的问题！靠得住又怎么样？无非这一伙换成了另一伙，笑面虎替代了野心狼，还是换汤不换药。宣宗要做的事情，是要根本改变宦官干政的局面。这样的事，哪里能靠宦官？

于是宣宗要宰相令狐绹想办法，而令狐绹的办法是“慢慢来”。令狐绹密奏说：只要有罪不赦免，有缺不递补，天长日久，宦官们的力量就会越来越小，直至一干二净。

显然，韦澳的主意是“馊主意”，令狐绹的办法是“没办法”。当然，如果宣宗皇帝能够“万寿无疆”，这办法也未必不是办法。可惜这只是一厢情愿。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八月七日，宣宗撒手人寰。而且，跟他前面好几位皇帝一样，也是死于非命。

说起来，晚唐的皇帝，也是大成问题。他们一个个，几乎都不得好死。敬宗，是被宦官杀死的。文宗，是被宦官气死的。穆宗和武宗，是欲求长生不老，服药过量毒死的。这几个皇帝的父祖宪宗最糟糕，是因为服用丹药而变得暴虐，被不堪忍受的宦官杀死的，可以说是既死于宦官，也死于丹药。

这实在是殷鉴不远，然而宣宗却未能免俗。他，也是服药中毒而死。

宣宗一死，以王宗实为首的一派宦官立即动作，又从十六宅里拖出一位据说是皇长子的郓王，立为皇帝。这就是懿宗。这可是一个宦官们喜欢的皇帝。他除了吃喝玩乐，什么正经事都不会做，在位的年头却比宣宗还长。依照谥法，温柔贤善就叫作“懿”。懿宗对谁“温柔贤善”呢？宦官吧！

咸通十四年（公元873年）七月十六日，懿宗病重不省人事。这一回，宦官们的事情就做得更绝。皇帝几个年长的儿子都莫名其妙地人间蒸发，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接班的是个十二岁的娃娃李儇。这就是僖宗。这位皇帝也更绝，干脆管宦官田令孜叫“阿父”。实际上僖宗也是个可怜虫。他享年不过二十七，流亡在外倒有两次。一次是广明元年（公元880年）躲避黄巢，往成都跑；一次是光启元年（公元885年）躲避李克用，往汉中跑。依照谥法，小心畏忌就叫作“僖”。僖宗怕谁呢？除了“反贼”，不知还有没有宦官。

更可怜的，是僖宗的弟弟昭宗李晔。昭宗其实是想振作一番、有所作为的，最后却落入野心家朱全忠（也就是后来的后梁太祖朱晃）手中，并被弑杀。这是天复四年（公元904年）的事，离大唐帝国的正式灭亡只有三年。

顺便说一句，昭宗，也是宦官所立。

毫无疑问，这决不是宣宗的遗愿，更不是他希望看到的结局。事实上，宣宗原本是看中三子夔王李滋的。可惜，宣宗驾崩之日，支持夔王的一派在宫廷斗争中举措失当，一败涂地；而宣宗自己，又一命呜呼，鞭长莫及。

但这决不等于宣宗没有责任。如果他早立夔王为太子，事情或许就不会这样。

那么，他为什么没有这样做？

皇帝也要守王法

宣宗不立太子，与他的执政理念和执政风格有关。

我们知道，对于帝国而言，所谓“政治”，无非就是秩序和人事。这两条，又相互关联。人用对了，秩序就得以维持；秩序井然，则用人也错不到哪里去。反之，失人则失序，失序亦失人。这是王朝治乱兴亡的经验教训。

这就一要靠君主英明，二要靠制度保证。相比较而言，制度又更重要。制度健全，君主弱一点，问题也不大，甚至更好。因为君主太强势，往往不愿意受制于制度，也常常会干出一些出格的事来。比如汉武帝，就一而再、再而三地破坏制度。所以，法家甚至希望君主无能无趣。无能无趣，才能无为。君无为，则臣自为；人不治，则法来治。国家机器自行运转，帝国才能长治久安。

不过，再好的法，也要人来执行。何况帝国之法，原本就是“王法”。如果帝王带头乱法或枉法，制度再好也没用，臣下和百姓也只能徒唤奈何。可惜，历朝历代的皇帝，只要不是傀儡，多少有点能耐，都难免乱法或枉法，甚至喜欢“法外加刑”或者“法外施恩”，因为非如此不足以体现至尊天子的绝对权威。

这样看，只要一不乱法，二不枉法，就要算是一个好君主了。

宣宗，就做到了这一点。

其实，宣宗也曾有过“法外施恩”的想法。大中六年（公元852年）三月，宣宗下诏，赐给右卫大将军郑光庄园，并免去其赋税。郑光，是宣宗生母郑氏的兄弟，不折不扣的“国舅爷”。何况郑氏原本只是宪宗皇帝的宫女，宣宗登基前又是不遭人待见的“痴呆儿”，郑家应该并不富裕，宣宗希望给他们一点补贴，也在情理之中。

然而这事却遭到政府的抵制。政府，就是中书、门下两省的联席会议，也就是前面说过的“政事堂会议”。唐代制度，皇帝的命令，如果不加盖“中书门下之印”，就不合法。当然，这个制度，以前也有人破坏，比如武则天、唐中宗。但这终究不对。所以，这一回，政府接到宣宗的敕书，便依法予以驳回。

中书门下的回奏说：

税役之法，天下皆同。陛下曾屡发德音，谆谆教诲臣等，执法一定要公平公正，宫中野外，一律平等。此番独免郑光赋税，似乎有违陛下此前圣意，事情虽小，关系甚大。

这当然是很不给皇帝面子，然而宣宗却欣然接受。他给政府回话说：

朕提此议，无非考虑到郑光以元舅之尊、国戚之贵，总得有些不同寻常的优异待遇。现在看来，倒是朕考虑不周了。何况亲戚之间，瓜田李下，难免徇私嫌疑，也难免招人物议。卿等若非真心爱我，哪里会有如此嘉言？凡事如果都能这样，天下又何愁不治？朕愿与众卿共勉：令行禁止，善始善终！

宣宗此举，可谓“不乱法”。另一件事，则可谓“不枉法”。这事同样发生在郑光身上，时间则是在大中十年（公元856年）。这年五月，宣宗任命翰林学士、工部侍郎（建设部副部长）韦澳为京兆尹（首都长安市市长）。韦澳为人正直，雷厉风行。刚一上任，权贵豪强都纷纷夹起尾巴。韦澳又查得郑光的庄园多年欠缴税款，管家的态度还极其蛮横无理。前面说过，郑光免税之议，是被政府驳回的，宣宗也认可。于是韦澳就将郑光管家捉拿归案。郑光闻讯，当然要走郑太后的后门。宣宗便在延英殿召见韦澳，询问此事。

宣宗问：爱卿打算如何处置？

韦澳的回答很干脆：法办！

宣宗说：可是郑光很喜欢这管家，怎么办？

韦澳说：陛下将臣从朝廷调到长安，就是为了清理京畿的积弊，使之真正成为首善之区。郑光的管家长期偷税漏税，已是国家的蠹虫。如果居然逍遥法外，那就是陛下之法，只实行于弱势群体了。这样的圣旨，臣不敢听命！

宣宗说：你说得很对，道理也是这样。可是郑光那里，朕也不好交待。要不，爱卿将那罪人痛打一顿，饶他不死，你看行吗？

韦澳说：既然如此，臣不敢不奉诏。不过，也请陛下批准，什么时候郑光把欠税补足，臣什么时候放人。

宣宗听了，高兴地说：当然可以！朕因为郑光，妨碍了你执法，非常惭愧！

实话实说，我读史书至此，也不能不为之叹服。我不知道郑光的管家在抗税的时候，有没有说过“我爸是李刚”之类的话。但韦澳肯定知道他“爸”是“李刚”。宣宗就更不用说，他自己就是“李刚”，是大唐帝国最大的“李刚”。然而怎么样呢？韦澳并不管那厮的后台是“李刚”还是“郑光”。宣宗这个最大的“李刚”，也只能请求执法官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从轻发落，还要再三道歉，表示“殊以为愧”。想想现在，就真不知道是谁该惭愧了。

当然，传统社会毕竟是一个人情社会，情面也不能完全不讲。尤其是宣宗与郑太后，原本都是苦命人。那份特殊的情感，岂能去怀？因此，宣宗登基后，对他的母亲十分孝敬，竟“不居别宫，朝夕奉养”。对舅舅郑光，也尽量给予照顾。可惜郑光不争气。宣宗跟他讨论政事，他却“应对鄙浅”。宣宗只好“给待遇不给职权”，安排他一个闲职。甚至，哪怕太后不断唠叨说郑光家贫，宣宗也宁肯私下里给他钱财，却决不委以重任。

执法如山，从谏如流，坚持原则又适当照顾，宣宗确实是难得的好皇帝。

危险的政治

不过，皇帝太“好”，也麻烦。

大中九年（公元855年），怀州刺史一职空缺。宣宗给政府写了张条子，上面有个人名：李君奭。宰相们看了一头雾水，不知这李君奭是何方神圣，如何竟入圣上法眼。李君奭本人，也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自己为什么莫名其妙升了官。直到李君奭进宫面圣辞行，谜底才揭穿。原来，李君奭本是醴泉县令。宣宗打猎的时候，看见父老乡亲们在寺庙里烧香磕头，求佛祖保佑李君奭留任醴泉，因此知道他是好官，这才有了钦点之事。

泾阳县令李行言，也是被宣宗在打猎时发现，从而晋升为海州刺史的。而且，李行言升官比李君奭还早，是在大中八年（公元854年）。只不过那次宣宗遇到的，是一个樵夫。宣宗问那樵夫是哪里人，答曰泾阳。又问县令是谁，答曰李行言。再问为政如何，答曰死心眼。樵夫说，县里抓了几个强盗，神策军的人来要，李县令居然不给，还把他们都杀了。

宣宗马上就记住了李行言。回宫以后，又把他的名字写下来，贴在寝殿的柱子上。等到李行言升任海州刺史时，宣宗又赐他金鱼袋和紫色官服。李行言谢恩毕，宣宗问：知道这是为什么吗？李行言答曰不知。宣宗就让左右把殿柱上的纸条拿给他看，这才恍然大悟。

醴泉和泾阳，都属于京兆。京兆的县令，级别是正六品。刺史，正四品。唐代官服，七品浅绿，六品深绿，五品浅绯，四品深绯。三品以上，才能衣紫。从县令升到刺史，由绿变绯，这就成了“红人”。如果还要赐紫衣，岂非“红得发紫”？一个基层官员，因为偶然的机缘，被至尊天子发现赏识，就脱颖而出，扶摇直上，甚至享受高干待遇，这就不能算是正常，只能叫作“侥幸”。

对此，朝臣们自然会有看法。大中十二年（公元858年）十一月，兵部侍郎（国防部副部长、正四品）蒋伸跟宣宗单独谈话时，就在不经意间冒出了一句：最近大家都觉得，官位好像很容易得到。因此上上下下，都心存侥幸。

宣宗吓了一跳：是这样吗？那可就乱了！

蒋伸赶快打圆场：乱倒没乱，只是侥幸之人多了。就算乱，也不是“难”（灾难）。

宣宗大为赞赏，称赞不已。蒋伸起身告辞，宣宗又再三挽留：爱卿再坐坐吧！以后你我君臣，怕是不能再单独见面了。

蒋伸听了，不得其解。其实宣宗的意思很清楚，就是打算拜蒋伸为相。因为唐代的规矩，宰相（国务委员）只能在延英殿议事时，集体面见皇上。反倒是兵部侍郎这样的“次对官”，可以单独跟皇帝见面。果然，没过多久，蒋伸“同平章事”。

哈！这实在太具有戏剧性，简直就是小说、电视剧的情节。唯其如此，才有问题。治国毕竟不是演戏，朝廷也不是剧场。国事倘若件件如此，政治也就成了儿戏。事实上，平淡无奇，才是太平之世；波澜不惊，才能长治久安。政局，还是不要太戏剧化的好。

何况由皇帝来过问安排人事，也未必就靠得住。那个被宣宗亲自敲打调教的建州刺史于延陵，最后还不是因为不称职，又被贬为复州司马？再说了，事无巨细，都是皇帝躬亲，大小官员，都由皇帝指定，要宰相干什么，要六部干什么？

但宣宗就好这一口，他甚至想把帝国所有的官员都管起来。大中二年（公元848年）二月，宣宗曾为此事咨询翰林学士令狐绹。令狐绹说，六品以下的，人数太多，宰相都管不过来，只能由吏部管。宣宗就让宰相开出五品以上官员名单，放在书案上经常查阅。

看来，宣宗是恨不得亲自担任“组织部长”了。实在当不了，就退而求其次，盯住五品以上的。他规定，所有州刺史在赴任之前，都要跟他面谈，聆听圣训。大中十二年（公元858年），有个刺史转任他州时，没有进京面圣。宣宗问宰相令狐绹是怎么回事。令狐绹说，因为两州相邻，进京要绕路，就没让他来。宣宗说：朕要求新任刺史必须面君，是因为害怕用非其人，危害百姓，这才不厌其烦，一一见面，问清他们的施政纲领，考察他们的品质优劣。何况诏令既已颁布，就该令行禁止，怎么能不当回事？

讲完这些道理，宣宗又话里有话地说了一句：你们宰相，可真有权啊！

我们不知道宣宗说这话时的语气，是声色俱厉，还是半开玩笑。但任何官员听了，都会觉得五雷轰顶。据说，当时虽是数九寒天，令狐绹却大汗淋漓，重重裘衣都湿透了。

由此可见，宣宗虽然赞成“法治”，却更喜欢“人治”，尤其喜欢大权独揽、乾纲独断的“一人政治”。这其实距离独裁，只有一步之遥。当然，宣宗还算开明。但是再开明，其权威也不容挑战。权力，就更是不容分享。难怪大中二年（公元848年）五月周墀拜相，向韦澳征求意见，韦澳给出的建议，竟是“愿相公无权”。

这就把帝国的前途命运，都维系在一个人身上了。无疑，这种维系是脆弱的。事实上，在世袭的皇帝中出现一两个所谓“明主”，只不过是帝国臣民的幸运。这样的幸运，历史不可能一再赋予我们。相反，严重后果倒可能有两个：一是“人亡政息”，二是“后继无人”。历史证明，这两条在宣宗去世后，都得到了应验。

显然，这其实是一种危险的政治。

至于为什么不立太子，宣宗在大中十年（公元856年）一月回答宰相裴休的敦促时，便已经一语道破天机——

若建太子，则朕遂为闲人。

没错，执掌朝政这十三年，宣宗是没闲着。但他应该知道，自己总会有“闲下来”的时候，而且会“永远闲下去”。也许，他不会这样想。一个不顾前车之鉴，坚持要吃“长生不老药”的人，怎么会想到那一天呢？